李斯在沙丘变节的原因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途中病死沙丘后不久的一个夜晚，中书府令赵高非预约性地拜访了丞相李斯。二人同朝为官多年，相识已久，但这次赵高可不是来喝茶闲聊的。他怀揣一个决定秦帝国命运的惊天阴谋：说动这位朝廷眼下最有权势的人物与自己一起篡改遗诏，将先帝属意并广得军心民心的皇位继承人长子扶苏和战功卓著的大将蒙恬赐死，另立皇幼子胡亥为帝。
先帝对李斯恩重如山。李斯原是楚国一县政府的不得志小公务员，30多岁才移民到秦国，最初不过在相府当个文案秘书。是秦王嬴政慧眼识才，将他一路提拔至丞相，且“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与皇室结成利益共同体。对始皇的知遇之恩，李斯念念不忘,忠心耿耿辅佐始皇帝成就统一天下之伟业，留下“千古一相”的美名。赵高虽是巧言之人，但李斯更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兼雄辩高手。当年他冒死上书“谏逐客令”，硬是说服了一向刚愎自用的秦王收回成命。赵高想凭“忽悠”搞定李斯，应该比登天还难。
2000多年来，后人无不将李斯沙丘变节的原因归结为一个“贪”字：贪恋已得的权势富贵，保住自己的相位。唐朝诗人胡曾为李斯墓题的诗句，“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咸阳血染衣”，代表了世人的普遍看法。
这真是大大地冤枉了李斯!当时李斯已70多岁，在那个年代已属古稀之人了。作为大儒荀子的高足，李斯深知盛衰相循的哲理。他何苦要以大逆不道、背叛先帝的巨大代价，换一个没几年干头的相位呐?
其实，若稍稍考察一下秦国的政治制度和官场生态，就不难发现，李斯沙丘变节的真正原因，其实是一个“怕”字。
李斯怕的，当然不是小小的“办公厅机要秘书长”赵高和本与皇位八竿子打不着的胡亥，而是赵高点出的严酷事实：
“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明矣。”《史记·李斯列传》
真是字字惊心啊!赵高是小人，但此番话却句句是真。商鞅，这位李斯最尊崇的法家先辈，原亦外籍人士，靠着秦孝公的宠信，铁腕变法，使秦国迅速崛起。可老王一死，就被新君以谋反罪车裂除掉。另一位名相吕不韦，本是商业巨子，凭着高超的政商运作，楞是把在别国当人质的秦始皇之父由“垃圾股”炒成王位继承人，从而为嬴政继位铺平了道路。吕不韦当政期间，大搞“吕氏春秋”等文化工程，为秦国扩张“软实力”，李斯本人就是在那时被他引进并推荐给秦王的人才。可“吕伯乐”后来也在劫难逃，被曾尊他为“亚父”的秦王嬴政罢相，赶回边远的封地。几年后纵使风烛残年，嬴政仍不放过，派使者千里迢迢，用一杯御赐毒酒要了他的老命。还有为秦国强盛立下汗马功劳的名相甘茂、范雎、张仪等，也遭秦王猜忌，幸好他们及时察觉出走他国，方才保住性命。
自秦国重用商鞅以法家理念治国，秦王便获得了绝对的专制特权，过上了各国君王中最爽的日子。“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他不仅不受下民的监督，也没有统治阶级内部诸侯、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制约。难怪继位的新君对商鞅个人恨之入骨，但对商君之制却受之若饴，照行不误。在无限制的君权下面，根本没有独立司法制度存在的余地。臣民的获罪生杀予夺，只在君王的一念之间。丞相统辖百官，总理朝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若既有才干政绩又有不臣之心，那可是对至尊皇权的最大威胁。因此，失去秦王的宠信，丞相就大难临头了。即使想回归平头百姓也不可得，必得将你肉体消灭，斩草除根。因为你的门生故吏还在，影响力还在，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就在，君王怎能放心?
法家开创的这种绝对专制制度，把丞相活活变成了君主老虎身边的猎物。君主的宠信，是丞相和其他高官们唯一的护身符。始皇暴卒，李斯的护身符也随之突然作废。它会被可能的新皇扶苏续签吗?
李斯与扶苏素无私交，且政见相左。李斯曾力挺秦始皇“焚书坑儒”，扶苏却苦谏阻止，为此还被父皇一怒之下赶到蒙恬统帅的长城兵团“下放锻炼”。若放在战国时代的别国，李斯大不了在新主上台之后“被退休”，回老家安度晚年。可在尊崇法家的秦帝国，李斯却只有死路一条。在法家的政体设计里，没有丞相的“退场机制”。因此，保宠保相位即是保命，而且是保全家族的命。李斯博古通今，本人又曾任秦国最高司法长官廷尉多年，对这血迹斑斑的“丞相落难史”岂能不知?他本与扶苏有隙，且从政数十载，哪能没有一点把柄落在政敌手里?若新皇再翻出韩非遭他谗言遇害的老账一起清算，李斯又将如何自处?甘茂、范雎、张仪当年尚可亡命他国，可如今大秦天下一统，他又有哪里可逃呢?就算李斯不惜自己这条老命，可秦有“夷族”和“连坐”的酷法，他子孙及三族百余口人身首异处的后果他不能不管吧?难怪一经赵高点明，李斯就方寸大乱，最后竟不顾丞相的脸面，哭将起来。
他是真的怕了，是那种胆颤心惊的怕。与其说是惧怕扶苏，不如说是惧怕秦国那种没有司法独立的专制制度。此刻赵高带来胡亥让他续任丞相的许诺，无疑就是对他整个家族的免死牌，李斯又怎能拒绝它的诱惑呢?
以严刑峻法让高官们人人自危，在皇权面前恐惧颤抖，并不纯粹是秦王的个人性格和作风使然，而是法家体制设计的本意。只有这种渗入骨髓的恐惧，才能使高官们绝对屈从于君王的绝对权威，不敢有谋逆犯上的非分之想。这就不难理解，在秦廷上下，“惧怕”成了一种流行病。因为他们明白，一旦君王翻脸，没有一个公正独立的司法制度来作他们的挡箭牌。大将章邯，这位秦朝风雨飘摇中的最后顶梁柱，就是害怕赵高向秦二世进谗言获罪，竟投降了被他在作战中杀死叔父的劲敌造**派项羽。而赵高本人，也是因为与扶苏的心腹蒙恬有仇，害怕扶苏上位后遭报复，才策动了沙丘政变。后来因为惧怕二世问他镇压反秦义军不力之罪，竟索性将他当年拼死拥立的新皇一刀杀掉。当下层老百姓如陈胜吴广这些戍卒们面临误期杀头的危险，出于恐惧揭竿而起的时候，不可一世的大秦王朝的日子就到头了。原本是确保皇权永续的设计，却导致了二世而绝的后果，这恐怕是法家先贤们所始料未及的。
李斯出于惧怕而变节，后又为得到新君恩宠，不仅对秦二世与赵高滥杀公子公主、功臣良将装聋作哑，还怂恿二世纵情享乐，暴虐百姓，推行严厉的督责法，“轻罪重罚”，把这种专制体制造成的恐惧变本加厉地施加到人民头上。结果两年不到便激起势如燎原的反秦大起义。在恐惧的驱使下，李斯一手将自己呕心沥血服务了几十年的秦王朝推下了覆灭的深渊。
然而，李斯后来还是被秦二世处死了，且死得很惨：腰斩，夷三族。罪名和他的倒霉前任们一样：“谋反。”朝野上下无不认为李斯冤枉，可没用。皇帝口含天宪，帝国的法律和司法官员不过是他任意解释的条文和贯彻自己意图的傀儡。在专制皇权这头巨兽面前，李斯和他以下的臣民们早已变成了毫无保护的软体动物。
讽刺的是，李斯本人就是这头巨兽的狂热打造者之一，为中国政体植入了遗害后世历代的极权专制基因。正是他，在秦灭六国后带头将秦王升格为个人权力登峰造极的皇帝;正是他，力主废分封，立郡县，将皇权的掌控力直达基层;也正是他，建议始皇帝废除了培养他本人成长起来的私学制度，推行“以吏为师”，完全吞没了学术自由、民间议政的空间。那残忍至极的腰斩、夷三族酷刑，恰恰就是他在任廷尉时为皇帝威慑天下而引入正式法典的。
历史和李斯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临刑前，李斯看着即将和他共赴黄泉的儿子，长叹道：“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言罢，父子相对痛哭。
秦帝国的背影早已消失在遥远的历史地平线下，可李斯父子的悲声人们至今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