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藩镇割据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自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便是大唐帝国的三大支柱之一，和中枢的南衙（朝堂官僚集团）北司（控制中央禁军的宦官集团）一起，互相平衡制约，切实有效地维护了帝国统治百年。
一个浅而易见的事实：如果藩镇当真是朝堂中枢必欲除之而后快之物，唐朝就根本不会在河朔三镇与朔方等旧藩镇之外，又不停在江淮、汴梁、剑南这些战略重地增设新藩镇了。
因安史之乱，河西、陇右没于吐蕃；安西、北庭被隔断交通，坚守四十余年后亦没于回纥。人口也从盛唐时的九百万户降低到五百万户，国力大损。
四方异族侵攻，中枢权威不复，河朔地方实际割据，地方上那些包括那些平乱功臣、安史余部在内的骄兵悍将横行，这种情况下，初唐、盛唐时的中央集权体制已不合时宜，难以为继。
因此推广藩镇制度，分权地方，广设节帅来共治天下，对中枢当然是不得已，但同时也适应当时的国家形势，实有其有合理性与必然性。
经历建中兵乱、元和削藩、长庆销兵，中枢和地方多年博弈，朱泚李希烈这样公然称帝的藩镇被诛杀，最桀骜的河朔三镇亦不过划地自守，再无造反甚至取代唐朝之野心，终于达成了契合双方共同利益的平衡，在国家内部大体上保证了百余年的和平期。
中唐藩镇问题的核心，不在那些节帅，而在他们麾下的骄兵。这些全无畏上之心、忠诚之念的骄兵，陡然裁撤势必激起大乱，以中枢财赋供养亦是无底洞；因此地方藩镇对帝国的稳定起实际到了一个很好的缓冲作用。否则这些骄兵就不是整日闹饷、杀立节帅，而是和以后五代时那样直接动辄换皇帝了。
事实上大多数节度使们过得并不舒心，绝非人们想象中割据自王的诸侯；相反，要时时看手下大头兵的脸色，被以下犯上甚至被驱逐、被杀死、被灭门都司空见惯。可以说他们也是当了朝廷应付这些骄兵的减压阀、替死鬼。
所谓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由是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间则攻而族之。为上者常惴惴焉畏，苟得间则掩而屠之。绝大部分藩镇但求管理地方的权限父子相承，得到中枢认可，并无推翻朝廷或兼并其他藩镇、扩大版图之野心；很多节帅都自愿解除权柄，亲身入质长安，但求为一富贵闲人，则平生足矣，同样也是这个缘故。
中唐体制是南方设置观察使，用南方的赋税去养北方的藩镇，北方的藩镇同样负担者为国家抵御吐蕃、回纥、契丹等异族的责任，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王国。
朝廷的大部分政令包括两税法这样的重大改革，同样通行于各藩镇。而朝廷历次科举后中第者，也能顺利在藩镇任职。最具独立性的河朔三镇，以地相传，父子相承，唐朝中枢不能干预其继承和内务，但毕竟还是汉人节度和兵士为主。
所谓“河北胡化说”，从司马光到陈寅恪，指的都是当地占绝大多数的汉人，在和内迁胡人的混居中，变得和胡人一样尚武轻文、不读诗书、桀骜不驯、强悍难治；其地域民族认同感也一直是汉非胡，而不是一些一知半解之人以为的那样，当真变成了胡人。
各藩镇抵御吐蕃回纥南诏契丹等异族，维护与收复王朝基本版图，同样功绩卓著。
在吐蕃占领河湟，兵锋一度打进长安的逆境中，大唐天子亲守国门御边，中枢据守长安，坚持不东迁洛阳；神策军与各藩镇每年轮流秋防，剑南、凤翔、朔方诸镇百年里俘斩吐蕃军以数十万计；终于遏制其野心，令其夺取关中与巴蜀、进占中原的野心不得实现，因此内部矛盾滋生，这个雪域高原空前绝后的强权终于在宣宗时彻底土崩瓦解，宣宗趁机复河湟三关七州。
同时河西汉民大起义，义军首领张议潮亲身至长安为质，举甘凉十一州重归版图，朝廷设置新藩镇归义军以赏其功，而非直辖中枢，亦在情理之中。
回纥汗国惨败于黠戛斯，十五万人西迁西域，三十万人其及可汗王庭南下，以归附之名索取唐朝天德军为据点，意图复兴。对这种落水狗，中枢力量已经衰竭的晚唐政府，在一代名相李德裕的调度下，仍毫不客气地调集北方各大藩镇加以围剿；其中大部分被瓦解后归降，剩下的死硬派约十万人，及其可汗一起，被唐军攻灭于杀胡山。回纥汗国就此灭亡。
南诏侵攻时，亦是名将高骈先镇静海军，收复交趾，俘斩四万；又移镇西川，俘斩超过六万，令其国力空虚，幼童为兵，妇女耕饷，屈词请和，再难为患。
诚然，按大唐的高标准，比起初唐那些以少胜多神话战绩、一战破国直若等闲的赫赫武功而言（李卫公三千骑破东突厥十万，徐英公三千骑破薛延陀十万，苏刑公万骑破西突厥十万、一千破吐蕃军八万。就连太宗亲征高句丽俘斩十四万都被当败仗），中唐的对外战绩确实有限。
但国力大损只有之前一半时，还能基本保证除河西陇右外的中原汉地基本盘，而河西陇右也在趁吐蕃崩溃时终于收复了，藩镇体制不可谓无功。
此外，唐朝宦官集团在中枢虽可大权在握，为立帝定策国老，但出外到地方时，权力却受藩镇相当程度监管，因此唐朝宦祸对天下百姓的实质危害性有限，远较中枢一呼则地方百应、生祠遍起为轻，正是藩镇的制约之功。
藩镇互相征战兼并，其实是黄巢之乱中枢权威崩溃后的事了，朱温成功兼并其他河南藩镇，南衙北司一齐被摧毁，帝国三根支柱尽去，则大唐亡矣。
之后经历五代乱世，宋朝能解决骄兵与藩镇问题，同样是经过中唐与五代之后两百年无数帝国精英的探索与实践的结果，从来不是赵匡胤简单地搞个“杯酒释兵权”，节帅们就可以乖乖听话的。
宋承唐制是宋代大臣的普遍共识，宋朝的大部分行之有效的制度都可以在中唐之后的探索找到其端倪，这绝非泛泛之谈。
参考盛唐时最早藩镇的设置起因，便因当时帝国过度扩张，边疆地区有比之前更强大的动员力，才足以保障军事需要。而为何在湖广一带还到处荒地、福建岭南也远未充分开发的情况下，长时间持续将大量国力军力投入到离长安万里之遥的域外。实为唐王朝全盘继承的“西魏-北周-隋”关陇帝国的军国扩张体制，极限运转之必然。
以安史之乱为区分线，唐朝历史其实割裂为泾渭分明的两块，之前可以算是“后隋朝”，之后则是“前宋朝”。当帝国由扩张变为内敛，从政治体制发展看，藩镇制就是这个从隋一直到宋的漫长转型期中，维系帝国统治和王朝基本版图的权宜之计。
而北宋每次皇帝即位则厚赏禁军，不得不因此背负上沉重财政负担；包括宋开国战争中屠江州、屠成都的滥杀，正是唐朝五代骄兵现象的余波，也是帝国转型期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脱离政治制度的变迁，空泛谈某朝“尚武”，某朝“懦弱”，其实并无太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