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33年中共与杨虎城签订《汉中密约》始末
导读：为御外侮杨虎城联共反蒋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侵华步步紧逼。东北沦陷，华北危急。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俗称陕军)总指挥杨虎城不愿与红军作战，但蒋
为御外侮杨虎城联共反蒋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侵华步步紧逼。东北沦陷，华北危急。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俗称陕军)总指挥杨虎城不愿与红军作战，但蒋介石“剿共”之军令又不能不从。进退两难之际，他采纳了谋士杜斌丞的建议，走上了“联共反蒋，共同抗日”的御侮之路。
红四方面军将领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读罢第十七路军主力、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代表杨虎城写的亲笔绢书，接过陕军密使武志平献上的密电码、军用地图等示诚礼品，深为他们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立即委派参谋主任徐以新(后任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跟随武志平进汉中会谈。
汉中城里有个神秘人物，名叫胡抱一。名义上，他是胡宗南的军法处长兼中央军第一军与陕军第三十八军联络处主任，但实际上是在监视陕军的行动。怎样才能将胡抱一引出汉中而确保安全会谈?中共地下党员、第三十八军军部秘书主任徐梦周配合军部参议王宗山，执导了一出调虎离山的好戏。
调虎离山借助旱莲演双簧
1933年5月30日下午3时许，王宗山代表孙军长给胡抱一送去一百元大洋，以示“地主之谊”。10多分钟后，徐梦周主任送来了两篓子枇杷，让胡抱一尝鲜。
两人落座，一曲以旱莲花为主题的双簧便开始上演了。
徐梦周对王宗山说：“刚才，听王团长说，勉县那棵旱莲树又开花了，莲开二度呀!”王宗山故作诧异，转而对胡抱一说：“奇了，真奇了!世上的莲花，开在水里。勉县那棵，开在树上，还莲开二度，你说奇不奇?”
一向酷爱奇花异草的胡抱一为之一怔，问道：“莲花开在树上，有这等事?树有多高?花有多大?”
“三层楼高，跟荷花一样大。”徐梦周回答道：“旱莲花，亦称木芙蓉，木莲花，还有称拒霜花的。我国古代，旱莲花品种繁多，如今呢，只能从古代文人的佳作中欣赏那多姿多彩的倩影了。”
徐梦周把古往今来关于“芙蓉”的诗句吟了一首又一首，听得胡抱一连声称“好!”忙叫来名叫夏秀莲的女秘书一起恭听。
徐梦周接着说：“唐代崔橹的《山路木芙蓉》，似与我们勉县旱莲树相同情景：‘不向横塘泥里栽，两样晴笑碧隈岩。枉教绝世深红色，只向深山僻处开。前两句写旱莲花之美：晴空万里，艳阳高照，秋高气爽，山花含笑。在青山绿水之间，有两株红艳艳的旱莲花，散着芳香，亭亭玉立，面带微笑，迎接从山路上走来的客人。”
这番剖解终于把女秘书“亲临一见”的好奇心逗引了出来，胡抱一当场发话道：“好好好，陪你去!”
“花开”之外《汉中密约》终达成
其实，勉县的旱莲树三月花开，十月怀胎，历来如此。所谓“莲开二度”，仅是王宗山和徐梦周的诱惑之计。徐梦周夫人崔文玉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她做的绢花，经过有心人的一番幕后动作，便在那高高的旱莲树上，起到了以假乱真之作用。
1933年6月1日上午，当胡抱一带着女秘书站在三层楼高的旱莲树下观赏“二度花开”时，军长孙蔚如、参议王宗山、陕军密使武志平、红军密使徐以新，4个人在汉中王宗山家中秘密会谈，达成了4条协议：
一是以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二是在陕军阵地前沿设联络站，由武志平常驻，代表陕军，处理边界事务;三是红军可以隐蔽方式来汉中采购物品;四是陕军馈赠一些药品和地图，以表诚意。
这就是《汉中密约》，也称《巴山协定》。它坚持了将近两年。由于得到杨虎城的帮助，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万人发展至8万之众，成为红四方面军史上的鼎盛时期。这支部队，成了确保红军长征胜利会师、西路军征战，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后来，签订《汉中密约》的国民党三十八军率先加入人民军队，再后来，好几支国民党武装也以此为榜样，相继成为人民军队的成员，由此可见，“汉中密约”的统战之功巨大。
密约炼“虎胆”成就西安事变
对陕军而言，因为《汉中密约》的签订，免于与红军交战，杨虎城抽出兵力和资金，从事陕西省的公路、水利、绿化、文教卫生等惠民建设，并将蒋介石的“扼虎”政策，巧妙地变成了“益虎”政策，从而壮大了陕军的实力，继而引出了3年后的西安事变。根据如下：
一、《汉中密约》签订一事的主人公是杨虎城、共产党，还有未出场的蒋介石。“西安事变”的主人公也是杨虎城、共产党、蒋介石。还有一个主人公张学良。因由《汉中密约》，红军壮大了实力，致使张学良的陕北“剿共”连连败北，这才迫使他成了“西安事变”的主人公之一。
二、《汉中密约》前台在汉中，后台则在西安;“西安事变”也发生在西安，二者是同一个舞台同一台戏。
三、《汉中密约》口号是“联共反蒋，共同抗日。”“西安事变”的主要口号：“联共逼蒋，共同抗日。”
四、杨虎城请缨抗日的“泣告全国书”、孙蔚如代表杨虎城致徐向前、陈昌浩请求派使和谈的亲笔信，以及共产党号召全民抗战的“八一宣言”中，都引用了同样的一句成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由此发展为“停止阋墙，共御外侮”的迫切愿望，进而唤起了国共两党“阋墙御侮”的根本觉悟。
五、《汉中密约》源于中共1933年1月的统战宣言，又称“一月宣言”;“西安事变”的促成因素是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号召全民抗战的“八一宣言”。这就构成了“序曲”与“主歌”基调的一致性。
六、二者体现了“序曲”至“主歌”的渐进性。《汉中密约》的反蒋是隐蔽的;而“西安事变”之反蒋是公开的、激烈的。乃至发展为“捉蒋”“逼蒋”“兵谏”。促使其变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杨虎城通过《汉中密约》沟通了与共产党的组织联系，并从中炼出了“虎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