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和慈禧太后相比 二人在政治上有何区别
慈禧是晚清时期的掌权人，可以说算是半个女皇帝了。在1861年11月，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合发动辛酉政变，此后三度垂帘听政，直至1908年去世，统治中国长达47年之久。人们大多认为，这是由于慈禧太后善于玩弄政治权术，具有翻云覆雨、为人阴狠、手段毒辣等独特政治手腕。其实，这些并非重要、更非根本的政治原因。
慈禧太后能够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数十年之久，首先是基于清帝皇统继承乏人这一客观原因。道光以后各帝寿命之短促，子嗣之不旺，预示着大清皇统的危机。晚清御史胡思敬在谈到光绪帝死后无嗣继位时说：“国统再绝，而家无令子，识者早知其必有乱矣。”讲的正是这个意思。慈禧太后之所以能数十年干政，与清末三位皇帝、特别是其子同治帝继位时年龄太小，不无直接关系。
慈禧太后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数十年之久，并非仅仅因其具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政治本领或手段，而是依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
咸丰帝死后，清廷内部实行的虽是“(太后)垂帘(八大臣)辅政，盖兼有之”的权力机制，表面看慈禧太后与肃顺等八大臣的权力是旗鼓相当，但实际上慈禧太后占据新君生母这一更有利的地位，使其在与八大臣的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朝中部分大臣也都坚持“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政治理念，大都认为只有两宫太后才是皇权的真正代表。
在以后对奕訢的多次贬抑打击中，慈禧太后同样很好地利用了这种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辛酉政变以后，奕訢自恃有功，有时在用人行政方面，并“不商之于太后……皆由己意……独断而行”。慈禧太后曾愤愤地对他说：“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你职。”但奕訢并未完全把慈禧太后放在眼中，倔强而满不在乎地顶撞说：“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 但是，1865年3月底，慈禧依仗皇太后的特殊地位、君臣上下尊卑的政治伦理，突然以欺君藐上的罪名，将奕訢罢革，后她又以皇太后的特殊政治身份赏还恭亲王的爵职。这终于使奕訢不得不放下皇子亲王的架子，彻底臣服。
经过历朝历代长达2000余年的因革损易，“君为臣纲”等忠君思想已根深蒂固。环视当时的大清帝国，皇帝幼弱，亲贵如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者，尚不能与慈禧太后争锋，尚有何人能够与皇太后争高下、论尊卑呢?
外戚专权与保持皇权独立是一对势如水火的矛盾。慈禧太后则妥善地处理了那拉氏家族与爱新觉罗氏家族的政治关系，这也是她掌握清朝最高权力数十年最为根本的原因。
如果将慈禧太后与唐代的武则天做一个比较，就会对此有一个极为清楚的认识。
武则天先是“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后来又正式登基称帝。不但立武氏七庙，追尊自己上五代祖皆为皇帝，大力提拔重用武氏兄弟子侄掌握朝廷内外的军政大权，而且残杀唐皇李氏的皇子皇孙。这不但引起李氏家族的全力反抗，也引起众多唐朝重臣和旧臣的强烈不满与反对。
反观慈禧太后掌握清廷最高权力的数十年间，她对爱新觉罗氏家族与那拉氏家族关系的处理远比武则天稳妥得多，朝野上下没有人指责慈禧太后对爱新觉罗氏家族不忠，其根本原因是她在两个问题上处理把握得较为得当。
第一，未予那拉氏族人以显爵重任。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的大弟照祥被封为三等承恩公，其父惠征、祖父景瑞、曾祖父吉郎阿则被追封为三等承恩公。以上封爵，皆为清廷对于皇后或皇太后家族的恩封惯例，而非“违制”的特例。其二弟桂祥，之所以在1888年被封为三等承恩公，是因其女被选为光绪帝的皇后，仍是循外戚封爵之惯例，与慈禧太后的个人意旨并无直接关系。慈禧太后之所以未对胞弟委以控制清廷实权的重任，除了与其弟缺乏才干有关之外，与慈禧太后特别关注爱新觉罗氏家族与那拉氏家族关系、不给其他人以攻诘口实的意识自觉或心理警觉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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