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是什么样的？在明朝时期是什么样的地位？
明朝，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下面历史故事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解读，接着往下看吧~
东林党在晚明政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个特殊的团体，拥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张与为学思想，对晚明的政治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东林党的研究在过去一直是学界的焦点，但是从历来的学术观点看，学界对东林党的问题却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观点。
这一些分歧非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而且还对晚明的政治文化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
所以如何深入地对东林党进行研究，仍然是未来晚明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本文正是居于这样的出发点，从东林党提出的政治主张这一方面来探究东林党在晚明政治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1一：东林党的政治主张
首先，东林党主张一条重要的政策，高攀龙认为：
“天下大事，有益于国者则居于民者，权国为重，则宜从之。有益于民者而居于国者，全民为重，则宜从之。至于无惧国而有益于民者，则智者不再计较，仁者不俗诺而行矣。”
东林党人认为朝廷不能做到如此之说的原因，在于朝廷阉党当权。
顾宪成认为：
“明太祖罢免中书省而设置六部，唯恐其权力不散，严分以来内阁合六部而览之，唯恐其权力不聚。散则互矜，权臣当道不得行其私，国家之利也。聚则独*，各个不得守其职，则权臣之利也。危机大重，于是乎在也。”
也就是说，东林党人批判内阁应该只是论道之用的三公，而不应该将六部的权力集中于一人手里，归于一人所掌握。
所以，东林党人在批判之余就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就是当朝的权臣将权力归还于朝廷，将政事归还于六部。
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将矛头指向了当时专权的阉党，并且涉及到了两千年来的中央集权制度。
顾宪成批判道：
“人臣之罪，莫大于专权;人臣之司，谓之执掌。然必上请，奉旨而行。所谓权力，虽其自在，然非人臣者所能得而专业。是故职在于分，权者无所不统;权在于独，指有所不伸。君臣之分于是乎在。”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东林党人的思想只能指向内阁的专制，未能像后世者直指君主，但东林党人已经做出开天辟地的工作。
其次，东林党的政治活动有相当大程度上是针对党派斗争的排斥异己，特别是东林党发展的第三阶段。
当时阉党横行，他们利用制度权力在当朝中排斥异己，并且取消地方势力参与到朝廷中来。
东林党人进行了斗争，他们就主张召回那些被阉党排斥在外的人，重新起用他们，其中自然包括东林党自身旧有的成员。
在李三才争立太子事件中，这一类人就有王学辉、钟羽正、冯从吾、赵南星、薛敷教、黄正实、钱一本等人。
东林党人拟出了自己的政治人员名单，当然这一批名单不可能得到阉党的认同。
阉党也由此加大江南一带参与朝政的限制，以至于江南一带的士人只能通过“破格”的方式参与到政治当中，倪元璐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东林党人这种“破格录用”的主张，一方面保障了江南一带的政治利益，同时也符合其他地方的政治势力的发展，与东林党的要求相一致。
可以看出，东林党与阉党的政治斗争渐渐向畸形发展，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也使东林党自身染上了不良的政治斗争成分。
再次，东林党对科举制度的重视。
早期东林党的成员大多是进士出身，都是参加过科举考试，深切体会到科举制当中的弊端。
在他们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之后，他们提出了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的建议，力求清除科举制当中的弊端。
东林党的代表人物叶茂才就提出了专门批判科举舞弊现象的言论，说道“科场舞弊，污人齿类，而内阁敢以原私弊之旨，以欺吾君”。
矛头虽然仍是指向内阁独*专制，但是却关切到了科举公平的问题，批判消除以舞弊而中举的不公平现象，这无疑是进步的一举。
甚至顾宪成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言论，认为在科举考试当中不应该有任何的政治势力参与，说道“上不得私其下，下不得私其上”。
顾宪成强调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认为国家通过科举取士应该不得分贵贱，不得分等级差别。
每一个士人都应该得到公平的取士机会，科举就应该是“士亦何择于等级也?贵而取之，贱而不取，唯其当也?”
东林党对科举的公平主张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即使是今天看来也极具现代意义，政治势力不应该干涉教育考试，这才是真正的平等。
而东林党当时的现实意义在于打击当权贵族培养自己的政治势力，同时也为较为底层的阶级创造平等参与政治的条件。
所谓贵者指的是世代当朝为官的权臣，就像当今流行说法“官二代”。
而贱者则指的是底层寒门，包括从事商品经济事业的人，这与现代有部分差别，在中国古代从事商业是末流，是十分被瞧不起的。
东林党从底层起来，故也考虑、维护着底层的政治利益。
最末，东林党的成员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而知识分子一向拥有敏锐的洞见能力，他们看到了明朝晚期极可能会产生阶级矛盾，产生社会危机，爆发农民大起义。
东林党对当时隐含的社会危机极其敏感，他们认为这些危机的存在都是极其迫切的，从而要求当权者停止所有逆行倒施的政策。
东林党的首脑人物李三才指出“辽左危难，必难永保状”，直至二十多年之后，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
高攀龙也指出了国防的险情四伏的状态：
“后金长驱直入与否不可测也，山海关能坚守与否不可测也，各地日保无疏与否不可测也，西域之寇保无乘虚而入者不可测也，而我朝之所防备者泛泛然，日复一日而无可收拾也，其坐以待毙而已哉”。
东林党人深刻指出了边患以及农民社会潜伏的危机，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就是蓄意破格录用人才，不断加强军队训练才能挽救危局。
历史事实证明东林党对时局的判断是极其正确的，李三才预言了农民社会潜伏的危机之后，不到三十年之内果然全国爆发了浩浩荡荡的李自成农民大起义。
而高攀龙指出了边患之后不到二十年之间，清兵果然从山海关长驱直入，直捣北京。
由此可以看出东林党一批知识分子在时局预见上，极具眼力。
二：东林党提出这一些政治主张的内因及其影响
东林党之所以提出一系列的政治主张，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主要来源于东林党的为学思想。
这是一批具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救治社会，力挽狂澜，主要是意识到了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畸形发展。
从内在思想的层面上看，东林党的产生是必然的，可以说是当时特定时代的产物。
因为传统的儒学思想发展到明朝中后期，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外部受到佛教、道家思想的围剿，在内部则流于王阳明后学的泛滥，形成了一种内忧外患的思想局面。
当时王学后学有王畿的言论流于空玄，有李贽的言论流于狂禅，破坏了儒学传统思想的严整性，他们的学说十分普遍流行，几乎遍及天下。
即使东林党人本身就有大部分是出于这两派之后，当然他们自己是不太愿意承认，而且还反其道提出“宗朱”的旗帜。
东林党人是第一批批判王学后学之风的思想家，所谓“天下治乱，系于人心，人心正恶，系于学术，法度风俗，性情罚省，进线退不肖，舍明道而其道无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东林党人对王学后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心性论与功夫论上，特别是功夫论。
王学后学用王阳明晚年四句教的“无善无恶”为出发点，大加发挥，混淆了是非善恶，泯灭了“君子”与“小人”之间的界限区别，导致了任由人性情感的泛滥，使道德沦丧，社会风气变坏。
当时的学人只管空谈坐禅，而不事工夫，东林党人对这一点可谓痛心疾首，所以打出“宗朱”的旗号，为的就是高举程朱一派的严谨的修养论。
所以东林党从学术入手，正人心，重纲常，顾宪成说道：“语本体只是性善二字，语工夫只是小心二字。”
这一句话就囊括了心性论与工夫论两个重要方面。
关于王畿持“无善无恶”的言论，到东林党则高举“性善”的旗帜，反对人的本性无善无恶之说，从应然的层面重新规定了人性的善恶问题。
而后半句则主要是工夫论，李贽的“狂禅”一派任由情欲流淌，而不加制止。
东林党人重提工夫论，注重工夫修养，从“小心”二字入手，认为在与人待物时需要小心，在独处时一样需要小心，时刻保持着谨慎敬畏的心态，维护了传统儒家思想的纲常伦理道德，并以此为救世的良方。
东林党人在思想上是选择性地采取前贤的观点，而深刻批判王学后学的流弊，尽管他们在思想上没有创见。
但是在当时王学后学布满天下的状态下，却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也正是有着这样经世致用的思想作为一切行为实践的出发点，东林党才能够在晚明的政治领域当中提出一系列立足于经世致用的政治主张。
这可以说是东林党提出他们政治主张的内在原因。
在东林党的影响下，他们的政治主张以及思想价值深入人心，崇祯帝一就位就铲除阉党，其中就有着东林党人前期的政治影响。
并且由东林党人讲学布道，他们的学说思想广泛地影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注重经世致用的精神从此根植于士人心里，士人也开始发奋于学问与修养，用实际的行动报效朝廷。
从大的方面上讲，在东林之后虽然东林党不复存在，但是有复社继承着东林党的余绪，复社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后东林党”时代。
东林党挽救人心，扭转晚明学风，使人民大众重拾传统道德，维护了良好社会秩序。
并且东林党人十分重视士大夫刚毅的气节，这样的精神深刻影响了明末思想家的思潮。
包括刘宗周与黄道周两人的思想，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东林党人影响。
正是有这一批注重气节的知识分子所在，大明虽不能抵挡清兵入关，但是忠于大明的人遗老却数不胜数。
可以说在相当大程度上，这是东林精神的传承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