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日人来华访书热

近代日本著名的文献学家长泽规矩也多次来中国访询秘籍。图为身着中国服装的长泽规矩也。

在中日两千年文化交流历史中，日本输入汉籍的历史至少有一千五百年之久。在此期间，出现了几次大规模的日人来华访书活动。这些大规模的从中国输入汉籍的活动，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日人访书将大量珍贵的中国文献典籍带回国内，变为自己的“国宝”，明代《永乐大典》有十几册流入日本。

遣隋使、遣唐使是第一批大规模来华的访书人，他们将大量汉籍输入日本

隋唐时期，日本派出的遣隋使、遣唐使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使者，除了参观访问，拜师学习，研读儒经外，每次归去，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携带汉籍回国。可以说，他们是第一批大规模的访书人。

《旧唐书·日本国传》记载：遣唐使中的留学生“好读经史，解属文”、“请儒士授经”，归去时“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可以说，隋唐时期是中国汉籍大规模输入日本的一个重要时期。那些唐及唐以前的珍贵写本，被日本保存下来，不仅成为日本的国宝，有些甚至是在中国也久已失传，成为举世无双的孤本真迹。

位于日本古都奈良的博物馆正仓院，有“海上丝路博物馆”之称，是历代天皇贮藏“皇室宝物”、“国家珍宝”的宝库，其中珍藏了大量遣隋使、遣唐使带回的中国文物：除了礼器、佛具、乐器、服饰、餐具、药品、武器等珍贵文物外，文献典籍以其文物及文献的双重价值堪称至宝中的至宝。就在2001年秋季的正仓院展上，人们意外发现展品唐写佛经《成唯识论》卷四的末尾，有“显庆四年润十月廿七日”(公元659年——编者注)的字样，《成唯识论》十卷是玄奘西天求法取经携归的主要佛经之一。据考证，这份署有准确纪年的《成唯识论》卷四，即为玄奘口述、其弟子窥基笔受(笔录)的手稿。而由曾在玄奘门下求学的日本僧人道照携回日本的。据《续日本纪》记载，道照回国前，玄奘“以所持舍利、经论咸授和尚”，道照回到日本后创建禅院，“此院多有经论，书迹楷好，并不错误，皆和尚之所将来(携回)者。”

此外，正仓院中还有抄录六朝至隋唐诗文的《杂集》，隋写经22卷、唐写经221卷、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真迹及王羲之书法摹本20卷等珍贵经卷，都堪称举世珍宝。翻阅编纂于日本宽平年间(889－897)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该书被认为是当时日本国实际存在的国内图书的总目)可知，其中除个别为和书(日本书)外，绝大部分是汉籍(根据日本学者的初步统计，计收汉籍书1586部，共16734卷)。可以说，这基本反映了到九世纪为止中国传入日本汉籍的基本状况，其中很大一部分汉籍是来华访书的日本人携回的。正是从这个时期起，日本皇室开始自觉地接受以汉籍为媒介的中华思想文化的启蒙，使日本对于中国文明的吸纳，由物质技术而深入到书籍文化的层面。

最后一批遣唐使之后，日人访书活动主要靠来华僧侣和民间贸易两种方式维系

早在唐朝时，大凡佛教僧侣回日本之际，都要带回相当数量的佛典，也包括一些佛教之外的世俗典籍。回国后，他们一般都要向朝廷提交一份携回物品的目录，称为“请来目录”。根据这些目录，可以看到当时最有名的僧侣携回佛典汉籍的数量：最澄230部460卷，空海216部461卷，圆仁137部201卷，圆珍441部1000卷，最多的当数玄昉携归的5000卷了。

宋元明时期，特别是13世纪至16世纪，日本文化处于以禅宗为主流文化特色的所谓“五山时期”，佛教僧侣不仅是国内文化的主体力量，同时他们来华访书，成为了输入中国僧俗两界汉籍的主要力量。

日本五山文化的基本特色之一就是儒佛互补，僧侣们除了潜心佛法之外，也十分注重中国儒家文化的教养和习得，这就造成了像俊芿、圆尔辨圆两位高僧大量携归内外典籍的情况，这在入宋僧和入元僧中是有代表性的。与僧侣相比，商船上携带或贡纳的更多为文学典籍和用作指导写汉诗的韵书等。这一时期，相关记录中输入最多的文学典籍为白居易的诗文集、元缜的诗文集，以及《文选》等著作。

自19世纪末，日人掀起了一次大规模学术性访书热潮，这次学术访书与政治扩张互相依存

19世纪末，日本举国上下普遍加强了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日本研究中国的学问从传统汉学转向近代中国学。中国学强调实证主义，十分注重对于研究对象的实地踏查，以及对原始文献的调查、地理及考古考察等。以这样的时代局势、文化变迁为背景，日人来华的访书活动又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热潮。

在这一时期，日本对于中国汉籍的关注和搜求，逐渐形成了人员专业性、学术领先性、学术与政治相结合等访书购书的特点。从主持汉籍输入的访书人员来看，他们主要可分为到中国考察留学的学者教员、公私各大藏书机构的特派采购员和汉籍书店老板三种类型，如京都大学中国学大家内藤湖南、日本文献学家长泽规矩也、东京著名的汉籍书店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就是上述三种类型的代表人物，都是具有相当专业水平的专家学者，这决定他们在访书、买书方面去粗取精的独到学术眼光。这一时期如潮的日本学者访书热，造成了此后日本中国学研究的相关热门课题。

从访书的内容和种类上看，这一时期日人所关注的汉籍具有学术上的领先性。他们在输入中国文献资料或历史遗物时，有着先鞭之功，如对于敦煌文献、内阁大库、甲骨文、金石碑铭文的追踪调查和捕猎；如对于明清小说、戏曲类书籍的搜购，以及对于北京、洛阳、满洲等地的考古勘察、拍摄照片等方面，都体现了日本早于中国学术界的敏锐性和领先性。

不可否认，这一时期大规模的访书活动是在日本逐渐走上侵华道路的时代展开的，学术访书往往与政治扩张互相依存。一方面，来华日人访书购书所关注的图书资料之一，便是满蒙史地、中国历代边疆史地变迁、以及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外交关系等领域。内藤湖南几番奉天访书，对清朝开发期满蒙文档案文献的极力搜求，便是这方面的例子。特别是1907年成立于大连的满铁调查部，对中国东北的史地考察和资料收集、甚至掠夺，则与其说是学术对政治的依存，不如说是为侵略政治直接辅助。

另一方面，学术调查和访书购书的展开，依托日本在华殖民性机构的协助。日俄战争后，关东都督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正金银行等机构，相继在中国成立或开业。这些军政、经济性机构，加上各地的领事馆、日本人开设的旅馆饭店等等，为一切来中国的日本人提供了依托和帮助，对于访书购书的日本学者来说，也是一样。1906年，正是在日本军方出面的情况下，内藤才得以强行压价买下了黄寺收藏的明代写本金字《蒙文大藏经》；1910年京都大学教授赴北京学术考察，也得到关东都督府、南满洲铁道会社的强力援助。

日人来华访书活动，对日本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人来华访书活动对日本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日本古代国家确立成熟的推古朝飞鸟时代，由中国所传入的儒家典籍中的“忠君”、“尊卑等级”、“大一统”等思想观念，为日本古代国家的凝成、日本最初宪法的确立、日本官僚制度的奠定，提供了思想理论参照。在全面学习中国的奈良、平安时代，由遣隋使、遣唐使所造成的文化输入的盛况，更是使中国文化在制度、经济、科技、日用、诗文等各方面在日本社会全部开花。此后的五山时代、江户时代，中国传统儒佛典籍以及构成文人雅趣的琴棋书画、诗文小说，甚至与日用人生密切相关的中医中药等书籍，对日本文化精神、审美特点等的铸成，起到了凝结剂、催化剂的作用。

进入近代以来，日本一方面在政治、经济等现实方面蔑视和欺侮中国，而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悠久历史上所留存下来的文化遗产如珍贵典籍善本、文物古玩等自然仍景仰不已，欲以占为己有而后快。这是近现代日本输入甚至是劫夺中国典籍的社会时代原因。

日本人一向以“善于学习”著称于世，在向中国搜求典籍的访书活动中也鲜明地表现出来

从历史上日人来华访书的活动中，我们应该汲取堪以警示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日本人一向以“善于学习”著称于世，在向中国搜求典籍的访书活动中也鲜明地表现出来，这是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传统中国人所不具备的思想观念。自晚清起，中国也经历了向日本学习、向欧美学习的摸索，但在思想观念的深处，虚怀若谷、如饥似渴地随时留意域外文化，将他山之石有效地拿来为我所用，以更新或壮大自己的文化，这种意识尚不够自觉和发达。另一方面，对于本国的文化遗产，更多地停留在自豪自满的层面，真正在观念意识上懂得更好地珍惜它、保护它还很不够。近代以来如敦煌经卷这样的国宝大量流失海外，甚至自毁于国内的惨痛教训，至今仍刺痛着中华民族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