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的败因不在朱祁镇，而在仁宣之治二帝
关于明英宗时期土木堡之变战败的原因，在历史上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绝大多数将朱祁镇御驾亲征的失败，归咎于他和王振肆意妄为的结果，因此他们两人也被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从史料上分析朱祁镇御驾亲征的全过程，却发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虽然他们对于事情发展到最坏的结果，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但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并非都是他们所造成的。实际上在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时期，这种苗头就已经出现了。只是当时的瓦剌蒙古还不够强大，也先还没成太师，无法对明朝形成威胁罢了。
世人将土木堡之变的失败归咎于朱祁镇，是因为他直接导致了这场大战的失败，让明朝陷入了衰败之中。可是深究其中的原因，可以看到他的祖父和父亲在国家政治上给他挖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这个大坑让他在率领大军御驾亲征时处处碰壁，最终在土木堡兵败被俘。
朱高炽和朱瞻基是两位明朝评价较高的皇帝，也被士大夫阶层推崇备至。后世的明朝大臣劝说皇帝，往往不会选用功绩更大的朱元璋和朱棣，而多以朱高炽和朱瞻基为例子。因此这两人在历史上评价极高，他们执政时期被称为仁宣之治，也是明朝国力最为强大之时。
可是从土木堡之变的败因倒推，却发现仁宣之治并非完美无缺，而是留下了极大的隐患。仁宣之治的最大功绩便是完善了朱棣建立的内阁制度，建立了文官政治体系为主的朝廷格局。这个体系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对明朝的历史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当时的以杨士奇等人为首的三杨内阁，一度被认为是内阁大臣的模范，被后世很多内阁大臣所效仿。可以说从明朝国力发展到巅峰的情况看，三杨内阁是功不可没的。可是三杨内阁却有着他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最终为明军土木堡溃败埋下隐患。
三杨内阁最大的局限性就是士大夫阶层的短视，他们只注重中原和眼前的利益，对边境的安全和偏远地区的发展处于漠视状态，最终在北方边境酿成大患。从明朝历史看，在明成祖朱棣五次远征大漠后，北元蒙古的势力便已经崩溃了，并分裂成为瓦剌、鞑靼和兀良哈三个较大的部族。此时蒙古人的势力衰弱到了极点，这本来是明朝安定北方边境的良机。然而在三杨内阁的建议下，朱高炽和朱瞻基却暂时放缓了对北方边境的控制，转而把执政重点放在了国家内部。以至于后来彻底地放纵的边防建设，为瓦剌的崛起创造了机会。
朱高炽和朱瞻基执政的十来年时间里，明朝加强了文官政治的建设，逐步形成了文贵武贱的政治风气。这个政治风气是朝廷控制国家的需要，也是为了限制掌握国家军事大权的勋贵集团。可是在这个风气的主导下，明朝对北方逐渐崛起的瓦剌部族不闻不问，甚至采用缩边的策略向长城沿线靠拢，这留给了瓦剌部族巨大的生存空间。于是瓦剌在也先的带领下，一面以恭顺的态度朝贡，麻痹了朝廷文官们的思想，另一面却开始派人对明朝渗透。土木堡之变中明军连战连败，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况所造成的结果。
在土木堡战败中，明军遭遇第一个失败便是情报战的失败。由于明朝采用了缩边的策略，使得蒙古人纷纷南下放牧，在长城周边驻扎下来。这些蒙古人中藏着大量的瓦剌奸细，他们利用贸易、朝贡等机会向着长城内渗透，甚至收买明朝文武官吏，获取了明朝大量的情报。除了文官集团咒骂的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向瓦剌出售武器，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收取也先的贿赂外。还有大量的文武官员与瓦剌派出的使者有深交，各种利益关联非常密切。因此明朝朝廷的一举一动，也先都非常清楚，占尽了战争的先机，为胜利奠定了基础。
由于缩边的结果，使得本来长期派往草原和大漠搜集情报的夜不收和锦衣卫被缩减裁撤，这使得开战之初明军对瓦剌大军的动向一无所知。由于长期没有与蒙古人作战，对于蒙古地形变迁也缺乏详实的情报。这给朱祁镇大军的出动带来极大的困难，直接导致了后勤补给准备失误。朱祁镇按照朱棣时代的地形条件设计出兵路线，最终导致了战略战术出现重大失误。这两大失误使得明军在战争中进退维谷，一处失败便是处处失败，只能被也先的四路大军的战略牵着鼻子走，被逼走上了土木堡的绝路。
除了情报战的胜利外，也先派到明朝的奸细也提供了大量基础战力。他们组织起来破坏明军的后勤补给线，使得明军行动困难，给瓦剌的主力部队创造了良好的战机。尤其是御马监少监跛儿干被瓦剌大军所收买，在土木堡诱出朱祁镇主力后反戈一击，成为了明军崩溃的最后一根稻草。
跛儿干本来是投降的蒙古人，结果当了明朝宫廷御马监的少监。御马监是宫廷二十四监中地位仅次于司礼监的存在，掌控着宫廷方位的军事大权。御马监的掌印太监一般由皇帝的心腹担任，少监也是从深受信任的太监中选拔。跛儿干作为少监，本来是负责包围朱祁镇的，却成了反戈一击的凶手。
在对边境军事制度的管理上，仁宣两朝几乎忽略了这方面的重要性。以三杨内阁为首的文官集团，把政治方向都放到了朝廷的内斗上，却对边境的腐败问题不闻不问。很多边境将领与瓦剌军队暗中交易，使得边军中贪腐非常严重，战斗力直接下降。很多明军面对瓦剌大军毫无斗志，甚至与对方勾结在一起，向朝廷骗取军功和军费。这样的情况造成了明军在长城一线眼中准备部族，面对南下的也先四路大军接连败退，丢掉了大批的战略要点。尤其是宣府镇守将军杨洪之子杨俊丢失了包括怀来在内的战略要地，使瓦剌大军对明军完成了大包围。
一国之政治包含了各个方面，可是以三杨内阁为首的文官集团更看中眼前利益和他们所代表的士大夫阶层，而站在政治对立面的勋贵阶层就成为敌对势力。在仁宣二朝的政治改革中，文官集团把持朝政，打压勋贵阶层，限制勋贵阶层对国家事务的参与。可是他们在关注朝廷时，却完全忽略了勋贵阶层利益的根本，便是九边明军驻扎的边镇要地。这些地方对于士大夫阶层来讲没有任何利益，因为士大夫阶层代表的是江南的财阀、北方的大地主，而勋贵阶层的利益不在其中。所以勋贵阶层在边境的腐败就被文官集团忽略了，为后来明军崩溃埋下隐患。
对于蒙古瓦剌各部族的判断，三杨集团也是存在问题的。他们更注重已经到手的利益，对于边境外的利益和边境居民的利益非常漠视。在他们看来为了国家安全而增加投入，实际上是给勋贵集团增加筹码。为了打压勋贵集团，用各种理由拖欠北方军费，这边给了瓦剌太师也先很好的机会。也先利用明朝文武的矛盾大量的拉拢边境的将领和军队，将朱元璋和朱棣时建立的防线渗透得千疮百孔。而文官集团只顾粉饰太平，对于这些危机视而不见。就连蒙古人的俘虏多次告警，他们都把信息压下，使得瓦剌大军南下占尽了先机。
可以说土木堡惨败的真实原因完全是在仁宣二朝的文官政治改革的中形成的，只是在朱祁镇时期爆发出来而已。以三杨内阁为首的文官集团，把稳固国家政权的政治改革，变成了垄断国家政权的文武党争。文官集团取得了胜利，控制了朝廷的大权，却为国家埋下大患。当国家面临外族入侵时，却没有合格的军队抵抗，这是在政治上最大的失败。如果这种情况长期延续，那等到瓦剌大军的势力完全成形，那得到的不仅仅是土木堡之变这样的惨败，很可能丧失中原，甚至断送整个国家的命脉。
实际上土木堡之变只是明朝文官集团重蹈北宋文官集团的覆辙而已，他们没有吸取宋朝的教训，沉浸在虚假繁荣和醉生梦死之中，对于敌人的崛起一无所知。等到对手打上门来了，他们才仓促应战，岂有不败之理。只是北宋没有于谦这样的名臣，未能挽救靖康之耻。而明朝有于谦坐镇北京保卫战，才不至于陷入南迁的被动局面。这样的事情在清末也一再出现，只能靠着几个裱糊匠瞎胡闹。可以说历史的教训非常深刻，只是没有人重视，危机出现时悔之已晚。孟子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古人诚不我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