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第一号律师到人人皆知的卖国贼，或许我们对曹汝霖有些误解
曹汝霖，字润田，祖籍浙江，1877年生于上海，1900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法学院，是民国第一个拥有正式执业资格的律师。回国后任清朝外务部副大臣、北洋政府外交次长等职务。
1915年曹汝霖与外交总长陆征祥，奉袁世凯之命同日本谈判，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正是这“二十一条”成为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最终引燃了曹汝霖宅邸，这便是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这把火不止让曹汝霖火了，留下了卖国贼的骂名，更是唤醒了中国人的爱国意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不过，在“卖国贼”的标签后面，曹汝霖也有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民国第一号律师
在日本留学期间，曹汝霖主张君主立宪，与孙中山主张的共和革命相对立，在日本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他说道“要知破坏容易，建设繁难，试观法国大革命，虽然推翻王朝，成了共和政体，嗣后战乱频仍，我们不应只看今日法国的繁荣，而忘了法国革命历史之惨痛！”这时旁边一位孙中山的追随者愤而起身，脱下皮鞋朝他砸了过来，曹汝霖当即也脱下鞋回砸过去。
1904年回国后，曹汝霖因为主张君主立宪，收到了清廷重用，被派任商部商务司行走，并兼商律馆编纂。1911年春任外务部副大臣。辛亥革命后曹汝霖辞去政府职务，改行当起了律师。
他是民国史上第一个申请到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因此号称民国第一号律师。根据数据统计，在民国元年9月至12月的4个月时间里，曹汝霖代理的诉讼案多达28件，并承担了上诉刑事案件中半数以上的辩护工作。曹汝霖是清末民初中国少有的具有现代法治理念的法律人才。
彼时的中国，普通民众并无律师这一概念。就连颇为赏识曹汝霖的袁世凯都曾问他：“何必做律师，律师不是等于以前的讼师吗？”曹正色答道：“律师与讼师，绝对不同，律师根据法律，保障人权，讼师则歪曲事实，于中取利。”
可以说曹汝霖是现代律法的先驱者，在曹汝霖晚年的回忆录中，提起这段往事，他字里行间亦流露出意气风发之感：“从此大家知道诉讼不能不请律师……区区之名，不胫而走，从而门庭若市……后来，法政学生挂牌业律师者渐多”。
虽然名声远播，但曹大律师的收费并不昂贵，“除照章公费外，不计较酬报，听当事人之便”。曾有一案子获胜，当事人全家老小到曹家叩头致谢，感激涕零，但家中贫困，只能送些土产表示谢意。曹氏不仅不收酬劳，就连工本手续费都免了。
著名卖国贼
如果让中国人说几个印象中的卖国贼，估计除了秦桧这个名字，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这三个人的名字必然在列，因为这属于中学历史课本要求背诵，考试会考的内容。
1919年春，巴黎和会召开，作为参战国之一，北洋政府也派遣了曹汝霖等人前去参加。在巴黎会议上，中国从德国手中收回青岛的要求遭到拒绝，“二十一条”不但没有取消，还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要知道曹汝霖就是当初签定“二十一条”的重要参与者，他既是谈判人也是商议条款重要草拟人。
消息传到国内，国人群情激愤，1919年5月4日，一群爱国青年学生在北京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他们高举“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在几位学生领袖的带领下，示威人群冲进了曹汝霖的家里，放火烧毁了曹宅，还痛打了章宗祥，而曹汝霖因为事发时未在家而逃过此劫。这就是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当时学生还在天安门金水桥悬挂了一副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火烧赵家楼事件后，北洋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此后曹汝霖逐渐远离了政坛和人们的视野。晚年时，曹汝霖曾在其回忆录中谈起“火烧赵家楼”一事：“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对于曹汝霖，民国时期的外交家顾维钧曾这么评价：“与其在外交部，特别是当签订‘二十一条’时共过事。就我们所共之事而言，我始终感到曹先生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是拥护国家利益的。”真实评价也好，官官相护也罢，曹汝霖卖国贼的骂名注定会一直流传下去。
慈善家与硬骨头
五四运动时，曹汝霖42岁。此后他便没再任过要职，但却开始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要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
1920年，曹汝霖发起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中央医院属于慈善性质，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他所有的报酬就是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抗战开始后，曹汝霖顶着日本人巨大压力，继续经营。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他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在这里，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现在日本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
虽然曾经被冠以亲日官员的称号，但抗战开始后，曹汝霖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发誓不在日伪政权任职。据说，日本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几次邀请他出山，曹汝霖始终不为所动。
七七事变后，日军曾在天津新车站用机枪扫射难民，曹汝霖出面给日军打电话抗议，日军才停止射击。不仅如此，曹汝霖还与儿子曹朴联系商会，设立收容所、粥厂，资助难民。
曹汝霖在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逃往台湾。1950年又前往日本，在东京等地居住。1957年他迁居美国，1966年8月4日死于底特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