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大将孙承宗要清君侧？魏忠贤被吓哭?

早在魏忠贤捕捉东林六君子时，他就担心一个人会反。

这个人就是掌兵的东林系官员孙承宗。

孙承宗，河北保定人，相貌奇伟，声音浑厚，文武全才，忠烈刚勇，是见证晚明败亡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初授翰林院编修，而后转拜中允。万历四十五年即公元1617年，孙承宗出任应天乡试主考官，因试题上引用了自己语录而遭到党同伐异的保守同僚忌恨。我们知道，明朝实行保守封建制度，科举考试范围严格限定于四书五经，儒生只能为圣人代言，岂容你自我标榜自由发挥。孙承宗用自己的语录命题，这不是对圣人不敬吗?于是保守官僚们想通过干部考核将孙承宗逐出京师。危难之际，孙承宗得到了东林党人的帮助，大学士刘一燝力保孙承宗，孙承宗得以相安无事。于是，从此与东林结下不解之缘。

天启元年即1621年，孙承宗官升詹事府少詹事，给皇帝朱由校讲课，相当于准帝师。他讲课通俗易懂，很得朱由校欣赏。这一年，后金入侵辽东，辽东全线吃紧，朝中大臣认为孙承宗知晓兵事，推举孙承宗主持辽东防务。朱由校于是拜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并兼任东阁大学士。 天启二年，广宁惨败，熊廷弼被罢免后，孙承宗请求亲自前往辽东决断。朱由校同意了他的请求，加封孙承宗为太子太保。

孙承宗到达山海关后，亲自镇守关门。扩充军备，整肃军纪，辽东前线面貌焕然一新。天启四年即1624年，就在东林与阉党决战年头，辽东前线却一片利好，孙承宗威望日盛。孙承宗坐镇辽东的四年，史书评价，“关门息警，不复以边事为虑矣。”也就是说，朝廷不再为辽东担惊受怕了，前线相对安定。

因为孙承宗的威望与能力，急于扩张势力的魏忠贤也一直想拉拢他，曾派亲信向孙承宗表明自己的意思，但孙承宗一声不响，没有任何回应。魏忠贤热脸贴冷屁股，因此忌恨孙承宗。魏忠贤迫害朝中大臣，将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驱逐出京时，孙承宗正在巡视蓟州一带，得知东林受迫害，他想为东林人喊冤，但担心上疏皇上未必会亲自阅览，他了解到天启帝要过万寿节，于是以贺寿为由请求入朝，希望面陈意见。

天启四年即公元1624年十一月，拥兵数万兵马的辽东督师孙承宗，突然要求入朝祝贺皇上万寿节。

这是不是要“清君侧”?魏忠贤得知此讯非常紧张，在天启帝边上直打转，急得直哭。可见，坏人也是怕不要命的，谁敢对魏忠贤动刀动枪，他也害怕。

天启帝对魏忠贤言听计从，不由也担心孙承宗此举会出乱子，于是命阁臣拟旨，下了一道十分严厉的圣命：“无旨离汛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没有圣旨，不能私自离开前线阵地，否则严惩不贷，并由兵部连下三道命令，由飞骑连夜送出，严令孙承宗停止前进，立即返回驻地。

孙承宗接到圣旨和兵部令时，虽已到通州，但他最终还是未敢再往前跨出一步。魏忠贤此时也得知，孙承宗此行并没有带什么人马，原来是虚惊一场，忠烈之臣，打死也不敢反，于是又把跳出来的心放进了肚子里。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命令守城部队：如果孙承宗违抗圣命，踏入京城九门一步，就地抓捕!

此刻，留给孙承宗的就两条路：遵旨，造反。

本来，孙承宗此行的目的，就不是兵谏，而是上访告状。是魏公公想多了。不带一兵一卒，这样一个大帅，有什么筹码和东厂提督乃至皇帝抗衡呢?

为什么有明一朝，冤死的大臣不少，但为什么没一个反的?乃至统兵打仗的臣子，也没有敢对皇帝说个“不”字呢?

这个问题值得好好说一说。

我们知道，明朝是一个君主极度集权的朝代。朱元璋设计的帝国运行模式是一整套君主专权下的僵化文官制度。这个制度中，文官处于主导地位，武将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沿袭两宋的崇文抑武制度设计，保证了皇家政权稳定，没实权的武将很难造反。

宋朝军队的战斗力很差，就和他们的兵制有很大关系。两宋时期，军队的招兵，统兵，调兵是分离的。宋朝的开国者赵匡胤原本是后周一武将，发动兵变做了皇帝，为了避免别人重演自己的故事，他开创宋后，在军事上搞三权分立。兵部招兵，三衙统兵，枢密院调兵，他们都对皇帝负责，确保兵权在皇帝手上。但是，却不能确保军队强大。更不能保证军事人才辈出。

明朝的情况与宋朝大同小异。明军最多时常备军即有二百万之众，但究其实质，这是一支没有作战能力的队伍。明朝的军制实行军户制，即常备军由全国约两百万军户提供兵源，这两百万户人家，每户出壮年男子一名从军，世世代代相因不变。朱元璋当年制定此策，不过是为了形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局面，以避免军人拥兵自重的后果。终明朝一世，文官总是以总督或巡抚的高级职位处于冲锋陷阵的武将之上。甚至后来，皇帝派出亲信的太监出任监军。太监指挥武将作战，地位也在武将之上。一个战功显赫的武将，在皇帝眼里，还不如一个只会侍弄日常生活的家奴。

如此制度环境下的武将，纵然想反，反得成么，能有多大作为呢?

我们看后来明朝的将官，在危机时刻，有向外敌投降的，但却没有独立起兵造反的，就是这个原因。什么名将大帅，君主一出场，他们便唯命是从。

而东林党受迫害，情况也是这样。同党遭难，前方统兵的孙承宗望而却步。比起前辈岳飞来，孙承宗甚至都不算个武将，只是个懂军事能领兵的文臣。这样的臣子，受到三纲五常束缚头脑和朝廷掣肘的程度更严重。

我们不妨试想，假如孙承宗继续向北京进发，而且也带着足够人马的话，朝廷后来的局面是否仍会这样惨烈，就不得而知了。然而，对于像孙承宗这样的文臣，难以想象能做出抗旨不遵的事情来。儒家忠君思想和军制上的束缚，令孙承宗这样的儒将早已断了反抗朝廷的血性之脉。

当时朝廷上下都已知道，魏忠贤控制着天启帝及朝廷上下，自然也应该明白圣旨中难免掺了魏忠贤的水分，甚至有些圣旨就是魏忠贤本人的意思，但奇怪的是，残留的东林党人中竟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过质疑，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他们抱着只要是圣旨就须无条件执行的绝对信念。或许也正是如此，魏忠贤便能如此狐假虎威，为所欲为。

孙承宗回到驻地之后，耳听着东林血案酿成却无力回天，与张居正一倒戚继光亦倒一样，不久，朝廷的弹劾便开始指向了他。魏忠贤两大马仔崔呈秀和徐大化分别上疏，说孙承宗有狼子野心，客氏的亲随御马监涂文辅也前来助阵，说孙承宗结党营私，是很多不法之徒的总后台。

天启五年即公元1625年十月，孙承宗愤而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