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60年代起,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但谁也没有想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两国关系却因为一件意外的跨国劫机案而发生了重大转机。
1985年12月19日下午,黑龙江省甘南县郊外一个国营农场的麦田里,突然出现了一架飞机。农场工作人员发现这么一个东西之后,立即报告给了副场长刘国忆。
刘国忆起初以为是在跟他开玩笑,带着几名农场工人去查看情况。这飞机个头还不小,上面全是外国字。没一会儿,机舱门被打开,里面出来一个人。
刘国忆走到近前一看,此人人高马大、满脸大胡子,是个外国人。大胡子见到刘国忆他们显得有些激动,并试图和地面人员沟通。但是刘国忆他们根本听不懂大胡子呜哩哇啦地说的是什么。
刘国忆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立即跑回农场办公室向公安部门报案。公安部门介入之后,又立即上报到了黑龙江省政府。
黑龙江省委的工作人员以及精通俄语的翻译当天晚上就赶到了现场,通过沟通,很快了解了详细情况。原来这个大胡子叫阿里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奥格,也正是他劫持了这架飞机。
阿里穆拉多夫原本是一名优秀的苏联飞行员,但是由于与领导不合,便决定离开苏联出国寻求政治避难。原本打算去美国大使馆,但是没有机会。最后,他选择了距离此次飞行航线较近的中国。
阿里穆拉多夫劫持的是一架苏联航空A-24客机,飞机上有38名乘客和5名机组成员。12月的黑龙江夜间温度达到零下三四十度,机上的人员冻得瑟瑟发抖。
黑龙江方面的领导立即将情况上报中央,同时安排甘南县立即为机上人员提供食品和热水,并让翻译请乘客下飞机,到甘南县暂时居住。但是,机长和乘客们都很担心中国政府会扣留他们。不过,他们接受了中方提供的食品和衣物。而阿里穆拉多夫本人,则先行跟着公安部门离开。
北京方面当天夜里也在连夜召开会议研究情况,最终,中央决定第二天派遣专员先行乘专机前往黑龙江,并请苏联大使馆派人乘坐第二架专机前往现场处理情况。
时任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的戴秉国乘直升机到达现场后,亲自劝说苏联乘客,表示中方已经在齐齐哈尔为他们安排了宾馆。但是他们仍旧不敢相信中方,坚持等待苏联大使馆的官员到达。
不久后,苏联大使馆领事部主任格里山到达,他对戴秉国提出了三个要求:和乘客见面,与大使馆通电话,和劫机者谈话。戴秉国回复他,前两个条件没有问题,但是阿里穆拉多夫已经被公安机关带走。
傍晚5点半左右,苏联乘客开始收拾行李前往齐齐哈尔宾馆,他们在那里得到了中方的周到照顾,苏方人员非常感激。
两天之后,苏联方面安排了一架专机将所有滞留人员全部接回国内,原本对中国人充满提防之心的苏联乘客,此时却有点舍不得离开了。毕竟,他们在中国受到了极好的照顾。离开前,众人还与中方工作人员依依惜别。
这期间,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开通了热线,一直就各种细节问题进行沟通。此后,两国政府高层之间的联系密切起来。12月22日,我方高层自保加利亚回国时在莫斯科暂作停留,并同苏联高层进行了会谈,自此中苏之间的关系开始恢复。
事情发展到这里,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阿里穆拉多夫。苏联方面坚持要中方移交阿里穆拉多夫,他们认为此人已经犯了叛国罪。但是中方认为,阿里穆拉多夫已经在中国境内实施了犯罪,必须由中国进行审判,并在中国服刑。
最终,阿里穆拉多夫在中国接受了审判,苏联代表出席旁听,阿里穆拉多夫被判处8年徒刑。不过,他只在监狱里服刑两年,就被安排在中国做俄语教师。6年后,按照原计划他将被遣返回国。但当年年底,苏联突然解体,他便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阿塞拜疆。
在中国的6年时间里,阿里穆拉多夫受到了周到的照顾,还学会了汉语。回到阿塞拜疆之后,他同中国做起了国际贸易,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商人。晚年他移民到俄罗斯,时常对人讲起,在中国的6年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