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誉参半“曾国藩”的成功，离不开儒家思想，看历史带给他的机遇

1840年，曾国藩任翰林院检讨，正式踏入仕途。在随后的十年里，曾国藩可谓是青云直上，十年内连升七级。1843年升任翰林院侍讲，1845年升翰林院侍讲学士，1846年升任文渊阁直阁事。文渊阁相当于皇家图书馆，总领文渊阁工作的是两名文渊阁领阁士，下面是六名文渊阁直阁事。换句话说，这是相当于皇家图书馆副馆长的职位，不仅是直接服务皇上的官职，某种程度上讲也算是皇帝的学友，虽不算实权重臣，却是实打实的皇帝近臣。一般来说，领文渊阁直阁事，往往是成为皇帝亲信、踏入实权阶层的最后一站。很快，1847年，曾国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同年出任钦派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大臣，不仅进入中央，而且还获得了“钦派”的殊荣。1849年，曾国藩升授礼部右侍郎，同年署兵部右侍郎；1850年，又兼署工部左侍郎。

清代工兵刑礼吏等各部，相当于今天的各部委。每部设最高领导一名，为尚书；尚书下设左右侍郎，相当于尚书的副职。所以曾国藩的官职，大致就是现在的教育部、文化部、国防部的副部长。此时曾国藩年仅40岁。以不惑之年即得如此重用，足见曾国藩年轻有为、前途无可限量。

一件事情的发生，往往是内外因同时作用的结果，而一个人的成功之路尤其如此。比如武侠小说里的主人公要练成绝世武功，一方面自身要有特点，或者聪明过人或者愚笨异常，或者“骨骼精奇”或者韧性过人；另一方面又少不了各种高人指点、偶得秘籍、邂逅奇遇，再经过一番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勤勉练功，朝夕相继，最后才能成就一番常人看似不可能的事业。同样的道理，放在官场也一样适用。身无长物就想平地飞升，倒不是不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就像中彩票大奖一样是不能指望的。所以提升自我能力、练好“内功”是大前提，而外部因素则是官场成功的重要助力，高雅点的说法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说得通俗点就是有贵人相助。这一点无论中外都适用，尤其在重人情、重交际的中国，更是官场飞黄腾达必不可少的因素，古今一理。

那么曾国藩的成功，又是如何“内外搭配”的呢？我们就从“内因”说起。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曾国藩在官场的发达史。从1840年任翰林院检讨，到1847年授内阁学士，这七年里，曾国藩一直供职于翰林院。前面说了，翰林院是一个文职机关，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国立的学术机关，究其性质，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社科院。翰林院的工作并不是十分繁重，对想大展宏图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人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潜心治学、自我充实，却是一个绝好的契机。

翰林院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你可以沉湎于舞文弄墨，轻轻松松地完成份内的工作，过着“隐于朝”的优裕生活；也可以奋发图强，抓紧这来之不易的闲暇时光，为将来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一念之间，天壤之别。历史只看到多数一品大员出身翰林，却看不到多数翰林也不过是碌碌终生，而波澜壮阔的人生只为那些有准备的人们展开。有志而精明如曾国藩，当然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大好的机会。也许是经过“同进士”的打击，让曾国藩感到自己的差距，也许是在翰林院的七年里，曾国藩致力于学问，积极地充实自己，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职“充电”。而曾国藩所致力的，就是当时被奉为儒学重中之重的义理学。

儒学源自孔子，当初只不过是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一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诸子百家中实力最强的当属纵横家，孙膑、庞涓、苏秦、张仪，个个都是名动一时的大人物；法家为秦国所独尊，为后来秦灭六国打下了坚实基础，虽然当时的影响不敌纵横家，但是因为抱对了大腿，后来地位也很是不低；墨家以墨翟为首，倡导和平主义的“兼爱”、“非攻”，在战火纷飞的春秋战国，自然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心声。

而反观儒家，虽然弟子众多，四处游说，却从未得到过真正实施自家主张的机会，在诸子百家之中，不能算是最成功的第一梯队。这并不能说明儒家的主张水平低下，因为儒家所倡导的伦理秩序与仁政爱民，归根结底是要在一个稳定的政局中才能实现，而春秋战国时期战乱不断，“兵者诡道也”，玩弄权术诡道还玩弄不过来，看起来“一本正经”的儒家自然被看作是中看不中用的“起高调”，所以实在是不合时宜。到了秦灭六国，靠“霸道”夺取天下后，更是把倡导“平等”、“仁爱”的儒家看作眼中钉肉中刺，于是就有了“焚书坑儒”。

儒家从此就和秦朝结下了梁子，从儒家掌握中国思想大权的那天起，往秦朝身上泼脏水就没有停止过，以至于今天我们提起秦朝，首先想到的就是屠杀和暴政；秦将白起坑杀赵国四十万战俘的恶名更是遗臭万年，而对于秦统一中国的伟业，倒只作泛泛之谈。

可是历史就是这样，风水轮流转，保不定哪天就转到我家。秦之后的统一王朝汉，在夺取天下时走的却是和秦不同的路子。秦是诸侯夺取政权，举的是“霸”旗；而汉则是反对暴秦的起义军，举的是“义”旗。虽然汉高祖刘邦夺取天下的过程也看不出有多少仁义，但是终究旗号不同，指导思想也不一样。刘家坐稳天下之后开始狠抓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寻求一个与自己相称的理论基础。这时出现了一个叫董仲舒的人，推荐了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并且对儒家思想加以改造，强化了君臣伦理的部分，弱化了平等思想，使之有助于维持政治的稳定。而董仲舒敢对儒家思想进行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造，也和秦朝焚书坑儒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流传下来的“正统”典籍少了，空缺的部分自然是大儒董仲舒怎么说怎么是了。从此儒学正式登上中国文化的前台，一领风骚就是上千年。

早在曾国藩就读于岳麓书院的时候，就已经对儒家思想有了系统的了解。较之颇显抽象的理学，曾国藩更倾向于传统的孔孟之道，对具有励志性质的“出仕入世”思想更是情有独钟。成为庶吉士后，他数次给家里书信，都表达了自己对“内圣外王”理想的崇敬，为官要做大官，为人要做大儒。他当时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可见当时曾国藩的决心，如此尊崇儒家思想也就奠定了曾国藩后期成就清朝一代贤达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