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作者是谁，《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武吗?

《孙子兵法》的作者是谁?

孙武，“春秋时期的孙武所著。《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孙子兵法》被誉为“兵学圣典”和“古代第一兵书”。”

《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武吗?《孙子兵法》是现存我国最早、也是最杰出的兵法，历来被称作“兵经”，誉为“百代谈兵之祖”。它精邃的思想、奇妙的谋略、深刻的哲理、优美的语言，哺育了我国一代又一代军事家的成长。公元8世纪当我国唐朝时，它传入日本，立刻受到日一本各界的高度重视，研究、注释、讲解、运用者层出不穷。近几个世纪以来，它又传到欧美各国，翻译成十几种文字，除了军事领域外，它还被运用到外交活动、企业管理、市场竞争、体育竞赛等方面，成为世界人民最喜爱的读物之一。

可是，《孙子兵法》的作者是谁，长期以来一直是个疑惑不解的问题。《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春秋战国时期有两个“孙子”孙武和孙膑，孙武是春秋后期吴国的将军，孙膑是战国中期齐国的军师，他们各有兵法传世。《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中，也著录有《吴孙子兵法》和《齐孙子》两种。唐颜师古注前书的作者是“孙武”，后书的作者是“孙膑“。然而、孙膑的兵法书自东汉末年以后就失传了。这样，两个“孙子”只有一部《孙子兵法》。于是，自宋代以来，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怀疑和猜测。有人根据《孙子兵法》阐述的许多是战国时代的情况，就认为此书源出于孙武，而完成于孙膑;有人则干脆主张，它是孙膑所作。

由于“孙子”有两个，而《孙子兵法》只有一部，不少人更怀疑起孙武其人的有无。宋人叶适根据《左传》中毫不提及孙武，而《史记·孙子传》叙孙武用兵“试以妇人”，其事“奇险不足信”，因而指出：“故凡谓穰苴、孙武者，皆辩土妄相标指，非事实”。(《习学记言》)清人全祖望完全赞同上述观点，认为：“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事其书皆纵横家所伪为”。(《鲍崎亭集·孙武子论》)现代学者齐思和撰《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也主张：“孙武实未必有其人，十三篇乃战国之书”。(《燕京学报》第26期)还有人认为，孙武就是孙膑。如日本学者斋藤拙堂作《孙子辨》一文论道：“孙武与孙膑，毕竟同是一人，武其名，而膑是其绰号”。(见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册)现代学者钱穆也指出：孙子在吴、齐两国都呆过，太史公莫能辨，遂“误分以为二人”(《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可见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说法之纷纭离奇。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西汉墓葬中，同时发现了书写《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大批竹简。这个发现不仅使失传了1700多年的孙膑著作得以重见天日，而且证实了《史记·孙子传》和《汉书·艺文志》关于两个“孙子”有两部兵法的记载是确实的。但是，有些学者认为，它还不能证明《孙子兵法》就是春秋末年的孙武所撰，因为这部兵法阐述的大多是战国时代的情况：

(一)《孙子兵法》的许多用语都是战国时代流行而春秋时所未见的。如《势篇》说“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九地篇》说“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这里的“形名”和“霸王”，都是战国时常用的词语。

(二)《孙子》言用兵数动辄就是十万。如《作战篇》曰：“带甲十万”;《用间篇》又云：“兴师十万”。而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约二三万人。到战国中期，才有带甲十万至数十万者。

(三)春秋时的大战一般都在数日内解决，即使围城亦不过数月，而《孙子兵法》所谈战争往往旷日持久。如《作战篇》说：“久暴师则国用不足”;《用间篇》又说：“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这分明是战国时代的状况。

(四)《孙子兵法》所谈的战术多为运动战，主张深入敌后，长距离的调遣。如它说：“凡为客之道，深则专”;“并敌一向，千里杀将”(《九地篇》);“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军争篇》)。这些都是战国时代的打法。

(五)《孙子》特别好用“五”数，如《势篇》曰：“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五色之变，不可胜现也”;“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虚实篇》又云：“五行无常胜”。这些都应是在战国时代“五行”学说流行后的说法。

(六)《孙子》的体裁类似于《墨子》的《尚贤》、《兼爱》等篇。它每篇定名都总括全篇的大意，篇前都冠以“某子曰”。这种体裁，大致晚于《论语》、《孟子》而早于《荀子》、《韩非子》，约出现于战国中后期。

(七)春秋时的战争一般都由国君亲自统率军队出征，或者由中军元帅统御上下军。而《孙子》言兵，由“将”独当一面。如它说：“将受命于君”(《九变篇》);“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谋攻篇》)。战国时才有如此格局。

(八)春秋时作战之军队，一般都自带粮食，所谓“裹粮坐甲”(《左传·文公十二年》)，粮食吃尽而返归，未有指敌以为食者。而《孙子》却一再强调：“因粮于敌”，“智将务食于敌”(《作战篇》)。这又是战国时之策略。

(九)春秋时对卿大夫称“主”，而称国君为“主”乃是三家分晋以后的事。《孙子》每每称国君为“主”，此又为出于战国之证。此外，《用间篇》说的“谒者”、“门者”、“舍人”，也都是战国三时之用语。

(十)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用间》篇，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一语。苏秦活动的时代当战国中后期，在孙武之后约200年。这更足以说明《孙子》成书之晚。因为此句与孙武之时代不合过于明显，后被人删去。

上述十条关于《孙子兵法》出自战国时代的论据，都有一定道理。当然，历来也有不少学者，如明代的宋濂(作《诸子辨》)、清代的孙星衍(作《孙子十家注序》)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等，都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认为《孙子兵法》是春秋时孙武所自著。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读者当审慎鉴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