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是个怎样的人，一代权臣蔡京为何会被饿死？

蔡京先后四次任北宋宰相，任期达17年，四起四落堪称古今第一人。被贬后最终饿死在潭州崇教寺。

蔡京初入仕途就展示出无复廉耻的为官德操。蔡京和弟弟蔡卞同年登科，他是王安石的得意门生，蔡卞是王安石女婿，这时他坚决拥护新法，再加上政治斗争水平高超，让宰相曾布十分看重。而这样一位王安石新法的骨干人士，却在司马光秉政时，积极支持废止新法，其“极为灵活”的政治立场可见一斑。

其实自王安石变法始三十余年，北宋朝廷一直处于政治起伏动荡、制度频繁变动的时期，与变法相伴随的就是激烈的朋党之争，朝中大臣无不被打上了党派的烙印。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后恢复新法，蔡京因此于绍圣元年(1094)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任户部尚书。然而政治无常，徽宗即位后向太后垂帘听政，元符三年(1101)决定废绍圣绍述之政，元祐旧党趁机给新党泼脏水，蔡京、章惇、蔡卞等人被清洗出京，此时的蔡京进入了事业的低谷期。

但是蔡京并不慌，自己曾在杭州不舍昼夜地交好宦官童贯，在离开京城这段时间里，他苦心经营的关系网不断给徽宗吹风进言。宫内有其不遗余力结交的童贯“附语言论奏”，和福建同乡道士徐知常不断鼓吹，以至于“宫妾、宦官合为一词誉京”，简直把蔡京吹成千年难得一遇的能臣。

而徽宗本人也正在为朝中这些元祐人士头疼，他们一根筋地想让一切政策回到元祐之政，违背了徽宗“持平用中”的想法。同时，“持中用平”虽然让朝堂相安无事，却解决不了北宋财政日渐拮据的现状。在徽宗为府库空虚而担忧时，元祐一派又不顾先朝之逆顺，不恤人主之从违，导致徽宗日渐愤郁，开始厌烦起元祐党，倒向了绍述熙丰。

宫中动向传出来后，范致虚及时上奏：“陛下若欲绍述熙丰之政，非用蔡京为政不可。”之后，邓洵武进献了著名的《爱莫助之图》，将丰祐人才一分为二，列于右者，皆指为害政，基本把满朝官员都列进去了;能绍述者居左，而蔡京位于左列之上。徽宗正是看了此图，才决意任用蔡京、走上绍述之路的。岳珂说：“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擅国之祸，胎靖康裔夷之酷者，此图也。”

崇宁元年(1102)，曾布罢相，蔡京回到了阔别一年的京城，还当上了宰相，主持改革。新官上任三把火，对于曾迫害自己被贬的政治仇敌，蔡京自然想方设法报复。他鼓动徽宗对元符三年(1101)上书言事的奏疏进行审查，撰《奸党碑》全国刻碑传布。还将元祐党人中的死者追夺官职，生者或流放或贬官，不许他们同州居住，宗室不得和他们的亲戚通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党禁。

除了排除异己，蔡京还想方设法讨好徽宗，他提倡“丰亨豫大”之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极力鼓动徽宗大肆挥霍，力主修《大晟乐》、《宣和画谱》来取悦徽宗，大兴花石纲之役。蔡京和他的同党利用在苏州设置的“苏杭应奉局”，专门搜集奇花异石，无论是深沟绝壑还是百姓院户，只要有一石一木被指定为“御物”，就强取豪夺，必得乃止。这些花石经运河送往开封过程中，沿途拆屋毁墙，劳民伤财，“一石之费，民间至用三十万缗”。蔡京如此倒行逆施，使东南财尽，社会动荡加剧，著名的宋江、方腊正是因此

蔡京这样祸国殃民却能担任近二十年宰相，其最大的政治资本就是贯穿他政治生涯的经济改革。蔡京茶法改革使宋朝茶法从前期以官府垄断收购的“交引法”，转变为将商购商销以引榷茶的合同场法。而其盐法则将海盐以官搬官卖为主的“禁榷制”，改革为官购商销的“钞引盐制”，使海盐与解盐都实现了向钞引盐制的转变。这些改革顺应了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减少地方对茶盐之利的截留，其茶、盐法在南宋以至元、明都继续沿袭与发展。

而蔡京的钱法改革就比较荒谬了，他为了解决北宋当时铜产量下降，供应不足，铜钱铸造额减少的问题，开始铸造“当十钱”和“夹锡钱”，自此私自盗铸现象便泛滥成灾，即使蔡京颁布了严苛的律令，仍然有人以身试法。同时，当十大钱的实际价值最多只相当于三文小平钱，引起了货币的不断贬值，恶钱流布，钱轻物重，人民不堪其扰。但这些搜刮民脂民膏征得的巨额财源却没有用之于民，大部分为了满足徽宗君臣奢侈腐化的生活而被挥霍掉了。

此时的北宋朝廷上层官员党同伐异，朝令夕改，下层百姓被日益严苛的赋税敲骨吸髓，种种矛盾随着金兵的不断南下而愈发尖锐。值此国难，朝野官民纷纷揭露蔡京及其同党的罪行，与蔡京并称“六贼”中的五人被处死，蔡京也在潭州饿死，但祸国殃民的“六贼”虽受惩处，却也无法挽救北宋的命运了。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入开封，次年北宋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