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东汉灭亡是外戚、宦官和豪强轮流乱政所致。这些势力集团轮流的把持朝政,侵吞国家资源,挖掘国家根基,使得东汉数百年的基业为之崩塌。在这个过程中,这些集团之间发生了各种政治斗争,争夺各自的既得利益,使得皇帝成为他们手中的傀儡。其中党锢之祸成为这些政治斗争的典型,而因此已发的黄巾之乱直接拉开了灭亡东汉的序幕。可让人感到疑惑的是,在党锢之祸前外戚专权数十年都没有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可桓灵两帝时宦官专权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却发生两次党锢之祸,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
党锢之争是在桓灵两帝时期宦官专权引发的政治动荡,参与人数之多,波及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当时勋贵、豪强和士大夫阶层对宦官专权不满,于是结成朋党与宦官集团展开政治斗争。宦官集团在皇帝的支持下,以"党人"罪名禁锢政治对手,残酷镇压了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团。这次政治斗争以士大夫集团的失败而告终,也动摇的东汉的国家根基,直接引发了黄巾之乱。后世的历史学者们都很同情失败的士大夫集团,痛恨桓灵两帝和宦官集团,也认为党锢之祸为东汉灭亡埋下了伏笔。
然而我认为这种评价是带有倾向性的,是不公正的看待这段历史。我认为发生党锢之祸根源还是豪强勋贵和皇权的斗争,这之中并没有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老百姓口中的"狗咬狗,一嘴毛"。士大夫集团和宦官集团只是双方的代理人,也是其中的既得利益获得者。士大夫结党展开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也不是为了国家利益和老百姓生活考量,而是为了能够继续独霸朝政和攫取国家利益。而皇帝与宦官集团也只是为了维护刚刚从外戚集团手里夺取的权力,这是一种基于既得利益的政治斗争,是典型的国家内耗。
从汉和帝时期窦宪专权开始,东汉就进入了外戚长期把持朝政的格局。虽然期间汉和帝和宦官郑众密谋除掉了窦氏外戚集团,但这种割据并没有变化。后来又出现了邓绥和邓骘,阎姬与阎显等外戚集团,直到梁冀专权时将这种政治格局发展道巅峰。梁冀专权二十余年,废立毒杀皇帝,捏造罪名处死名臣李固、杜乔等人,可谓是嚣张跋扈到了极点。可即便如此,梁冀的蛮横霸道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政治风波,反而朝中大臣多数投靠了梁氏。汉桓帝上位后,与宦官单超等五人密谋诛杀梁冀,灭了梁氏满门,这才消灭了梁氏外戚集团。
由于梁氏外戚集团是汉桓帝与宦官联合消灭的,于是宦官集团便取代了梁氏集团的地位,成为朝中的掌权者。可奇葩的是,宦官集团掌权不到十年便引发了第一次党锢之祸,汉灵帝即位后不久又引发了第二次党锢之祸。这两次党锢之祸的参与者几乎覆盖了整个东汉朝堂,上至三公九卿等大臣,下至众多太学生都参与其中,而且还有很多豪强勋贵和民间的贤士表示支持。如此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在两汉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后世的历史学者们认为,是宦官专权乱政破坏了国家的法度,贪婪的攫取财富,迫使朝中大臣和有识之士结盟反抗的结果。
事实真的是这样么?这个理由是站得住脚的,宦官专权后的确做了很多结党营私的事情,对国家的破坏极其严重,也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迫害了不少反对的朝中大臣。但是这些情况并不是特例,在窦氏、梁氏的专权中,这些都是常态。从对国家的破坏程度来讲,外戚专权远在宦官专权之上。尤其是梁冀专权的二十年,他的所作所为比宦官集团可恨百倍。这就让人疑惑了,既然梁冀等外戚专权的破坏力更大,攫取国家资源更多,为何没有引起大规模的政治风暴?难道梁冀的暴政都是众望所归?
真实的原因是外戚集团专权是豪强勋贵所支持的,而宦官专权是皇帝所支持的,两者之间的差别关系到政治利益的导向。外戚梁冀虽然专权霸占朝政,但梁氏所攫取的国家利益并不是独吞,而是会分给依附和支持他的豪强勋贵。于是梁氏与豪强勋贵之间形成了广大的利益网络,这个网络不但覆盖了朝廷,还延伸到了民间的各个郡县。因此梁氏乱政攫取的国家资源,同时也分配国家资源,使得豪强勋贵有利可图,自然会支持梁冀上位。只有李固、杜乔等少量勋贵大臣,出于节操等情怀,没有选择同流合污,所以被梁冀杀害。
而宦官集团则不同,他们的权力来源于皇权,并不是来源于豪强勋贵。因此他们乱政得到的利益归属于皇帝,本质上是收缴豪强勋贵在梁氏执政时期得到的既得利益。因为梁氏的利益网络遍布朝廷,所以宦官集团打击梁氏的利益关联者,追究在梁氏执政期间发生的各种罪行,使得朝廷之中获罪人数超乎想象,整个朝堂为之一空。为了从既得利益集团中夺回失去的权利,汉桓帝和汉灵帝支持宦官集团使用各种残暴的手段,使得朝中的政治斗争越发残酷。而外戚和勋贵豪族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便把祸水东引使政治斗争波及到民间,使得民怨沸腾。
党锢之祸本质上是皇帝利用宦官集团夺回失去的权利,而豪强和勋贵为了保住既得利益进行反抗的结果。外戚专权时,豪强、勋贵、和刘氏宗族为了利益与外戚勾结,同流合污。皇帝掌权后自然不能相信上述集团,只能把希望寄予身边的宦官们。而宦官都是寒门之后,与豪强门阀没有太大的利益关联。既保证了对皇帝的忠心,也确保夺取了皇权不会重新下移。由于缺少势力支持皇权,汉桓帝和汉灵帝迫不得已选择了宦官集团。而这两位皇帝掌权后,又利用宦官集团大肆打压清洗外戚、豪门、勋贵和刘氏宗族,使得局面不断陷入混乱之中。
因此我认为古代历史学者在评价党锢之乱时犯了两个最大得错误,一是搞双重标准,二是无下限的同情失败者。士大夫集团的组成里面都是外戚集团专权的受益者,他们在党锢之乱中被害,实际上是一报还一报。当外戚专权时他们得到了既得利益,自然会在外戚集团被消灭时受到反噬,这是很正常的道理。历史学者们只同情他们的遭遇,却忽视了他们支持外戚专权时对国家和人民的破坏力,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而这种本质上是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争斗的政治风波,就是老百姓口中"狗咬狗",其中的失败者不值得任何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