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旻：高地龙山社会及遗产
中国青铜文明形成所涉及的空间范畴接近整个地中海世界——在历时千年的过程中，诸多政权与社会群体在持续的互动中此消彼长，形成复杂的政治遗产。面对大量出土资料，在描述区域文化间风格差别的同时把握社会变革的宏观特征，是考古分析向史识转化的必经之路。这要求学者反复思考作为研究工具的考古学分类，兼顾不同时空尺度，服务于自己的问题。
在地理学界用胡焕庸线来表达中国人口与地形二元性特征的同时，考古学家也在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影响下，使用东西、高低的二元格局来探索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区域互动——仰韶、夏、周在西，龙山、殷商在东，此起彼伏。此后，对仰韶与龙山文化关系的认识从空间差别变为时代先后，东西二元空间框架逐渐淡出学术舞台。代之而起的则是中原与边地的解释框架，其中以童恩正的半月形交流带为学界熟知，特点是把关中、晋南盆地与黄土高原区分开来，并入以嵩洛为中心的中原。然而，这个以人文地理上的中原为前提的空间体系无法把“何以中原”作为考古学问题。
高地社会与三代政治传统的空间格局
以斝、鬲等空三足器和双耳罐为核心的造型、技术与装饰传统在黄土高原、关中盆地、晋南盆地等地广为分布，成为高地龙山社会物质文化核心特征。位于空三足器分布区之外的四川盆地和河西走廊也由于与上述区域的紧密联系而属于高地龙山社会。高地龙山社会与蒙古高原为邻，因此成为与欧亚草原青铜时代中晚期社会交往的门户地带。与北亚、中亚社会之间的交流，导致龙山农耕社会中畜牧经济和冶金业的发端。同时，长江下游良渚文明崩溃后，东方玉琮造型传统通过淮河流域的大汶口晚期社会传播到高地龙山社会，成为黄河上游齐家文化玉器作坊中频繁出现的器型。因此，祁连山的玉矿与马鬃山玉矿、铜矿在龙山时代先后得到开发——高地社会玉器时代、欧亚草原青铜时代中晚期、中国青铜时代形成期三个时间概念基本重叠，共同描述龙山时代幅度广阔的巨变。
敦煌旱峡玉矿
石茆石墙
下王岗遗址发现北亚风格铜矛窖藏（高江涛摄）
无论是二里头还是郑州政权，都没有成功地将高地社会纳入其政治体系。刘绪指出，二里头和二里岗文化遗存在陕北、关中西部和晋北等地普遍缺席。在二里头时代，石峁废弃前出现在黄土高原北部的蛇纹鬲比例逐渐上升，分布范围向北到达蒙古高原和外贝加尔湖地区。在二里岗时代，高地社会虽然进入人口低谷，也不复存在大型都邑与玉器传统，但是其袋足陶器清晰地显示高地龙山制陶传统的绵延。远在商人控制区之外的西部高地，寺洼文化与齐家文化制陶传统存在密切联系，未曾出现过显著断裂。商人控制区以北的西辽河流域，大甸子所代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也保持着与二里岗造型迥异、以筒腹鬲为特征的高地陶器传统，这些都可以视为高地龙山记忆群体——他们在与早商文明的对立中通过物质文化与口述传统保持其历史遗产。
殷墟时代的高地陶器
晚商时代，王朝放弃郑州返回河内，先后在洹河两岸的洹北和殷墟建立都城。规模三十多平方公里的殷墟成为当时世界最为宏伟的城市。而在黄土高原，军事化程度和流动性日益增强的高地农牧部族与北方的蒙古高原和东方的殷商王朝同时保持交往。李家崖文化分布区出现的辛庄、高红、李家崖等山城，通过黄河中游密集的支流河谷与诸多梁峁上的石堡聚落相连，组成了大型政治联盟。位于石峁遗址以南约二百五十公里的辛庄山城外围有护墙防御，中心建筑群落有二十多个夯土基址，建在夯土包边的峁顶之上。其中庞大的长方形下沉式院落外面环绕两级回廊，总面积达到四千二百平方米，可能属于宗庙或宫殿建筑群。辛庄和李家崖聚落沿用了龙山时代的石墙，其峁上建筑传统可以追溯到高地龙山中心芦山峁。李家崖祭祀坑出土的石雕骷髅人像，与石峁浮雕相似，或为龙山古物。殷墟出现的家马、战车、北方青铜器，卜辞中武丁王朝与高地诸方的频繁战争和大规模使用羌人祭祀的记录，从不同角度展现出殷商与高地政权之间的对立，形成中原政权与高地龙山记忆群体之间第二次文化分野。
李家崖祭祀坑出土的石雕骷髅人像（《李家崖》彩版27）
曲村晋侯贵族墓葬M113出土的青铜仿制龙山玉琮、双耳罐，对比右下的陶寺龙山双耳罐
为有效控制高地社会，王朝在晚商时代人烟稀少的晋南建立唐（晋）国，并将鬼方“怀姓九宗”迁入盆地。在《左传》（定公四年）中传承的封唐诏令中，“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虛，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所涉及的“夏”“戎”交叠正是高地龙山传统分野的结果。在黄土高原之上，周王朝在殷商势力从未到达的泾河和渭河上游设立了一系列深入寺洼文化分布区的据点。甘谷朱圉山附近的毛家坪和李崖两处西周遗址出现周人、殷商遗民、高地部族陶器传统与葬俗共存的现象。清华简《系年》追述的秦人祖先传说中，参与武庚叛乱的商奄贵族被流放至此，为周人防御戎人部落。在秦穆公称霸西戎之前，秦国始终是戎人包围之中的一块飞地。在中原东北方向，琉璃河西周早期燕国都邑同时出现殷墟四期风格袋足鬲、西周联裆鬲以及沿袭高地龙山制陶传统的围坊三期高领袋足鬲。其中殷商与西周两种陶器传统都是在西周早期随着燕国的建立由商、周移民人口带到当地的。秦、燕两地跨度将近一千六百公里，揭示出王朝重组政治版图的雄心。
西周陷落之后的地缘政治格局
同时，从二里头开始，每一次中原政权的崛起，都扩大了与高地势力的对立。四度文化分野，彻底改变龙山时代政治空间格局—从高地—低地到中原—北方这种政治空间二元结构的转变在西周得以实现。从周原东望，由近及远依次是关中、晋南、嵩洛、河内四个地理单元。在周人空间化的历史视野中，年代越早的政权，距离关中越近，时间越近的政权，距离越远——“有此冀方”的陶唐位于晋南盆地，“有夏之居”的夏后位于洛阳盆地，“四方之极”的商邑最远，至少要两个月的里程。这个大约有一千年时间纵深、一千公里空间跨度的时空框架，构成周人想象与规划其天下秩序的空间结构。从考古视角来看，文献中这些政权分别对应的是陶寺、二里头、殷商的历史遗产，并通过兴建居于“天下之中”的洛邑重现了二里头以嵩洛为中心的政治空间格局，辅助其关中政权。黄土高原腹地则被排斥于西周的文明空间之外，并直接导致西周的灭亡。西迁殷遗建立的秦国的东进不但重启关中城市化历程，而且最终兼并六国成为融合高地与东方传统的集大成者。西周建立的关中—嵩洛中心政治格局最终在汉代重现，并成为中国政治空间传统的主干。
《读书》2021年5期新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