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今年就业相比去年将明显好转

赵忠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本文转载自3月1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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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去年我国就业基本盘总体稳定。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06万人，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城镇调查失业率总体回落。随着稳就业举措逐步落实，就业形势总体向好，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得到有效保障。

今年整体就业形势与2022年相比将有明显好转

贝壳财经：对今年整体就业形势有何判断？最近各地出现跨省招工，这种招工热是否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赵忠：从失业的形势看，由于受疫情影响经济下滑而引起的周期性失业会逐渐下降，经济复苏是就业稳定和改善的主要力量。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更重要的是疫情本身的变化，为劳动力的跨区流动和配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各类线下招聘活动正在恢复，大学生外出实习的机会显著提高，显然摩擦性失业也会下降。

但结构性失业仍然是2023年就业的风险和挑战，例如农民工的外出意愿降低可能导致劳动需求和供给在区域上的不平衡。近期各地政府采取包机包车跨省招工是很好的应对措施，尤其在春节后的一两个月很有效。

贝壳财经：2023年是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的首年，从多项经济数据来看，市场主体的信心正在恢复，这些市场主体对经济的信心是否传导到就业端？出现了哪些就业回暖的信号？

赵忠：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加上春运没有导致疫情反复，大大增强了市场主体和居民的信心。经济总体形势向好、市场主体活跃度增加，带动了就业的回暖，例如线下招聘活动和线上招聘信息日渐增多。

贝壳财经：今年就业市场也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如何看待就业新趋势出现给就业市场带来的机会？如何抓住这些机会？

赵忠：就业是市场主体的用工需求和劳动者的工作意愿在劳动力市场上匹配，劳动力这一重要的生产要素进入生产过程的结果。人社部近百个数字职业的发布，是数字经济影响就业的具体体现，表明在技术进步和信息革命的大趋势下，社会经济正在发展深刻变化。

从市场主体看，疫后经营活动的恢复不是简单的重新开门营业，而应该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在经营方向、生产方式等方面进行调整；劳动者在教育、技能培训、就业意愿方面也要与大的变化趋势相适应，大学、职业学校也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变化对培养体系和培养方向适时调整，使得企业和劳动者都能分享技术进步和信息革命的红利，让就业更具韧性。

结构性矛盾导致大学生就业难，部分劳动力错配可通过工资机制解决

贝壳财经：202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年要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但是毕业生找工作难的现象仍普遍存在，政策如何发力才能解决这一痛点？

赵忠：大学生就业问题有两个方面。从短期看，主要受经济和就业匹配的影响。后疫情时代，经济逐步复苏，劳动力市场在回暖，这对大学毕业生是利好。同时线下招聘和校园招聘活动，也利于大学生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匹配。但大学生是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群体，对求职、招聘等活动可能缺乏了解，对就业的预期、职业的发展也不一定有精准和正确的认知，这就需要学校加强职业指导，建立专业的职业指导团队和机构。

从长期看，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是结构性矛盾。在培养方向上，要让人才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高校在专业设置、培养方向上更紧密地与社会发展相结合。高校要更好地和社会合作，利用好实习实践等培养形式，让学生更好地满足岗位需求。

贝壳财经：市场上的岗位缺口与求职者的需求总是匹配不起来？这种“错配”的情况如何才能缓解？

赵忠：缓解上述“错配”问题，有三个关键词：市场、制度、责任。劳动力市场是使劳动力得到最优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其中价格，也就是工资是关键的机制，很多暂时性的错配都可以通过工资调整的机制得到解决。

劳动力市场要充分发挥作用，就要保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消除年龄、户籍、地域等歧视和其他阻碍劳动力最优配置的障碍，这就需要立法部门和政府部门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劳动执法。劳动者和培养单位、用工单位也需要各自努力。例如企业对高质量劳动群体的培养也有重要的责任，企业在对大学毕业生的招聘过程不能急功近利、对工作经验有过高要求，而应该从企业长期的人才队伍建设着眼。

农民工和老龄群体的就业问题值得关注

贝壳财经：今年除了高校毕业生外，哪些群体的就业问题还应该重点关注？

赵忠：第一个群体是农民工群体，关键是该群体就业上需求和供给方职业、区域和技能的结构性矛盾。农民工群体长期以来都是我国最主要的劳动群体之一，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新生代的农民工群体在职业选择、外出意愿等方面都在发生变化，更倾向相对自由的工作，而非传统制造业，偏好就近就业。同时，我国的产业不断转型升级，对员工技能的需求在不断提升，如何对农民工进行更好的技能培训和提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群体是老龄群体。国际上一般把15到64周岁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我国从2010年起，这一年龄段的占比开始下降，人口从2022年出现负增长，老年人，尤其是低龄老年人就业的比例越来越高，但老年群体的就业存在年龄歧视、劳动关系的认定、适老化工作场所规划与建设等诸多困难和障碍，需要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