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元代少数民族散曲家对屈原的接受

文案|水生烟客

前言

屈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大家，他的文学才华和高尚品德受到了后世的推崇，刘安在《离骚传》中就高度赞扬了屈原。

虽然《离骚传》早已遗失，但是，在东汉班固的《离骚序》中，却有这样一段话：

“昔年孝武，遍读古文，见淮南王安叙的《离骚传》，虽有情谊，却无情欲，《小雅》虽有愤懑，却无情，颇似诗人。蝉脱污浊，浮于尘土之上，而不染一丝杂质；如此雄心壮志，虽可与日月争锋。”

可见刘安给予屈原极高的赞誉，一方面是对《离骚》的文采的认可，另一方面是对屈原高尚品格的赞扬。

刘安对“屈原”客观、完整的评价，为后人对“屈原”崇高形象的塑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从各朝代的文学创作来看，还是有不少人对屈原进行了批判，尤其是元代的曲艺。

一、《全元散曲》里的“尊陶抑屈”

通过对《全元散曲》的梳理，我们会看到，其中涉及到屈原的70多个散曲中，大部分都是讥讽屈原的。

也有人在讽刺屈原，嘲笑他对官场上的阴暗一无所知，比如吴明在《中吕·齐天乐·幽居》中写道：

“屈原一人醒来，言之偏颇。溟罗江倾尽余生，真是没用。”

王爱山在《中吕·上小楼·自适》中写道：

“忆往昔，曲正人君子，直为性情孤傲。衣食住行。纵身一跃，跳到河里去，用自己的余生，换来千秋万代的名声，又有什么理由去在乎什么朝堂上的酒呢？”

王爱山把屈原写得很固执，也很奇怪，因为他受到了“身之所系，不可毁之，乃孝道之本”的影响。

所以，他对屈原自杀的行为深恶痛绝，觉得他只是想要一个“名”，“名垂百世”，所以，他并不认同屈原的“独醒”行为。

张养浩曾在《中吕·普天乐》中写道：

“楚有何人能为《离骚》所作？这句话，说的是中之情，日月皆知。

他的恨尚在，他的人呢？湘江中的鱼和螃蟹，这位公子好大的胆子，何不对着青山的影子，纵情饮酒，纵情声色，却是无穷无尽。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觉得屈原投河纯粹是“胡来”，这种举动毫无意思。

纯粹是为了让湘江上的鱼、虾、螃蟹们吃饱喝足，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尽情地唱歌喝酒，享受生活，才是最真实的。

“知岳国之士，不复为楚三闾。想找个法子逃出去，才是聪明人。”

文章把屈原与越人范蠡进行比较，得出结论：屈原跟范蠡一比，显得愚昧无知。

反对他投河自尽，主张像范先生那样，隐居深山，避世而逃，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陶朱公垂舟，晋处士牧野。”

张可久在《正宫·醉太平·无题》中写道。

与世无争，智者常有变化，笔者仍然把屈原同渊明、范蠡相对比。

指出渊明、范蠡的归隐之道，乃是高瞻远瞩之道，但对屈原则是“贤愚”之道，不知变通之道，故有“休痴屈原”之叹。

这些文章从各个方面对屈原进行了嘲讽，有些人觉得屈原愚蠢，根本不应该模仿，有些人则把屈原的行为视为“无能”。

也有人觉得屈原的作法荒唐，想要通过自杀来博取更高的名声，对屈原不屑一顾，冷嘲热讽，。

有些作品把屈原与陶潜放在一起，既肯定了五柳的作法，又讥讽了三闾侯。

散曲中经常出现“尊陶抑屈”等题材，几乎成为一种文学现象。

在元杂剧中，“尊陶抑屈”是有原因的。

具体而言，首先，它受到了当时社会条件的影响。

元代是一个新兴的少数民族国家，在此背景下，因其连年征战，动荡不断，其统治阶层森严，对汉、南两种民族的区别对待，对汉族士大夫的尊严与精神造成严重冲击。

“不学无术，却有权有钱，什么都不懂，却被人推荐。”

“苍天不公，智者与愚者难分。”

“依附于权贵，豪施威势，欺压弱小，肆意妄为。”

《普天乐》充满了知识分子的悲叹，对社会的阴暗进行了批判。

各种重大的变化，对士大夫们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二是涉及到了草原与农业两种文明的相互冲击与交融。

元王朝是一个由蒙古王公统治的国家，蒙古族所形成的“草原文化”和汉族所形成的“农业文化”在民族习惯、历史传统和价值观念上都有很大的不同。

而农业文明则强调人的内心修炼，强调温和、诚恳、谦逊。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在相互冲突的同时，也在相互影响。

具体来说，就是元朝的统治者一方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但又不能完全放弃农业文化和汉法，所以他们不得不接受。

至于汉族，因为是外族统治，所以他们才会被逼着去接受外族的文化，因为他们不愿意效忠外族，也不愿意效忠屈原，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更倾向于陶渊明这种与世无争的原因。

三是由于元代重武轻文，致使科举制度被废除很久，士子们没有进入仕途的可能。

在儒学的熏陶下，文人们已经丧失了“学而优则仕”的生活理念。

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隐居在“独善其身”之中，回归自然，把自己置于林泉之中，以怡情养心，对个人的生命与命运进行了更多的关怀与思索。

这一点，在元杂剧中，“幽居”“隐居”“闲适”等题材的创作，就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反映。

屈原和陶渊明代表了“仕”与“隐”两个时代读书人的两种生命追求，屈原的忠君爱国，为了理想，将自己的生命都奉献了。

他的这种超然物外，追求真理的精神，在这个时代，显得更加的不合时宜，而陶渊明的这种精神状态，受到了当时的读书人的欢迎。

在“崇陶轻屈”的社会环境中，由于各自的身世、经历、价值观等因素，对于屈原的理解存在差异，他们既同情屈原，又推崇屈原，其中，沈云诗与阿鲁威最为典型。

二、贯云石与阿鲁威眼中的屈原

关于屈原，贯云石也有其独到的见解，他写道：

“楚怀王之时，忠臣投汨罗江！《离骚》念罢愁尽，日与光明与共。

悲来一声，喜来一声三宫，何愁不能放手！苍狼侮辱你，你侮辱苍狼。”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云石对于屈原的看法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推崇屈原的忠君之心，对屈原的品德和事迹赞不绝口。

另一方面，他又把屈原投河的原因归咎于楚怀王，让屈原这种忠心的臣子“投汨罗江”。

由此可以看出，他既对楚怀王的愚昧感到愤怒，又对屈原表示同情。

不过，笔者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认为屈原在知道自己的政治目标无法达成的情况下，依然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信念。

埋怨屈原无法做到“身心放”，嘲笑他“愚忠”，连自己身处危险之中都不知道，甚至不惜以死来换取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

他只是希望屈原能够看开一些。从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觉得屈原如果想要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中保持自己的个性，那么，他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达到他生命中的价值。

阿鲁威，字叔忠，号子东泉，出生于蒙古。

他的汉文功底很深，曾经担任过剑南郡令，后改为翰林侍读，并参加过《世祖圣训》和《资治通鉴》的翻译工作。

屈原的《九歌》，是一首楚国祭拜神明的歌曲。

阿鲁威在传承的同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通过阅读，我们发现，阿鲁威的这几首曲子无论是名字还是描述的内容，都是按照原本的《九歌》来写的。

只不过屈原的《九歌》是一种对生活的不满，而阿鲁威的《九歌》则是充满了一种崇高的理想，表达了阿鲁威对未来的憧憬。

《蟾宫曲》则是借鉴了屈原所创作的“香草美人”，而“香草美人”是楚地的一种文化符号。

阿鲁威虽然是蒙古人，但因为常年在南方为官，所以阿鲁威的其他作品中，很多都与南方有关，与楚地有关。

比如曹操，周瑜，范蠡等等，使得他的诗歌更加富有历史学和文化性，而他们的生活区域又恰好在长江一带，与楚地相邻，说明他们对楚地的文化很熟悉。

屈原的“楚辞”中，以“香草美人”作为形象的比喻，而阿鲁威的诗歌中，也经常以“杜若”，“秋兰”，“芙蓉”等作为形象的象征。

比如《湘君》：

“湘君何去何从，何以节节高？《薛荔莲花》、《涔阳极浦》、《杜若芳舟》。

乘飞龙兮兰出芙蓉，夫复何求。那块玉佩是什么？步马胡山。不受精神影响。”

可以说，这位“香草美人”的魅力，即使是在蒙古人的文学作品中，也是熠熠生辉，可见阿鲁威对屈原是多么的宠爱。

在古代，“不遇”是很正常的事情。

阿鲁威虽然出身蒙古，本该一飞冲天，却因在政坛上得不到重视，心中一直有一种仿徨和苦闷，并在浩瀚的汉民族文化和文学天地中寻找一种能抚慰自己痛苦和支持自己追求的文化形象。

屈原和《九歌》中所包含的一种文化精神给了他一个宣泄自我的切入点。

他对屈原的悲惨遭遇表示了深切的怜悯，对他的忠心和忠诚表示了高度的赞赏，他创作了九部《蟾宫曲》，用自己的方法表达了对屈原的崇敬。

结语

贯云石与阿鲁威都是少数民族散曲家，但二人对屈原的评价却各有不同。

贯云石对屈原从“哀”到“笑”的评价，阿鲁威对屈原的评价从诗歌到为人。

无论人们对屈原的“笑”或称赞，都可以看到屈原所象征的汉族文化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之中，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洪兴祖．楚辞补注［M］． 北京: 中华书局，1983．

2.隋树森． 全元散曲［M］． 北京: 中华书局，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