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首辅：内阁中位列第一的辅臣
内阁首辅，即内阁中位列第一的辅臣。在明代，“首辅”是对内阁大学士(少数以翰林学士入直内阁)中位居第一者的尊称，与内阁”次辅“、”群辅“相对，一说大致产生于明英宗天顺年间，始自李贤;另有从明仁宗时大学士初兼师保之官的杨士奇起算、从明成祖创建内阁时起算、从明世宗在位期间起算等说法。
内阁首辅并无明文规定，而是政治实践的产物。嘉靖、隆庆与万历初年，首辅、次辅界限严格，首辅之权最重，主持内阁大政，尤其是掌握票拟权，次辅不敢与之抗衡。在内阁之外，内阁首辅也已成为文臣之首，并能有力地影响六部，其中张居正还尝试通过考成法以使对六部的控制得到制度化。张居正之后，内阁首辅权力趋于衰落。
对于内阁首辅的性质和地位，存在“顾问”、“宰相”、“开府之书记”、“辅相”等多种说法，当代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其并非宰相。严格意义上，在明代内阁制形成初期及清代等不强调内阁大学士职权差别的时代，不存在”内阁首辅“的概念。
唐宋学士
内阁官员的名称，如“某某殿大学士”、“某某阁大学士”等官名，始创于唐朝。但唐朝的集贤殿学士的职责主要是编辑图书、发现推荐文学贤才，不是掌握行政权的中央机构。宋朝设立的“殿阁大学士”名目繁多，如“观文殿、端明殿、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等学士，但多是作为荣誉衔，无实际职责，与宰相不一定重合。
内阁初建
明朝建立之初设丞相。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废丞相，罢中书省，亲自掌管六部。然而，政务繁重，朱元璋独自处理，也感到力不从心，遂先设置春夏秋冬“四辅官”，后又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设文渊阁、东阁等殿阁大学士，为皇帝顾问。这些官员作为很小，与前代宰辅不可同日而语。此外，他也从翰林院中临时启用官员协助处理章奏。
朱棣篡位后，于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特派翰林院官员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此后秘书官员常设，渐有“内阁”之称。内阁中的官员一般以“某殿或某阁大学士”作为官职名，但该“大学士”仅作为兼衔，其正式职务仍为翰林院官员，品级不过五品，其下不设置新官署，职权受到限制，其性质也仍属“顾问”。然而，阁臣们凭借接近皇帝，对皇帝的决策仍有重要影响力。洪熙、宣德年间，多人内阁逐渐简为“三杨”辅政，而阁臣官阶、内阁权力都开始快速上升。
阁臣分化
内阁首辅并非由制度规定在内阁中设置的职位，而是在实际政务运作当中形成的，其产生源于内阁“辅臣”(一般情况下即内阁大学士)位次的差异和由此带来的职权、地位的不同。
在永乐年间，七人内阁组成之初，成祖对内阁有所命令，就会说“解缙等”;解缙被贬滴后，就改说“胡广等”。宣德、正统时，阁臣论事，经常是以杨士奇领衔，罗汝敬称其为“四朝耆臣，二圣元辅”(《明史》中“耆”作“老”)。王世贞在追述史事时，也将杨士奇称为内阁首辅。但这个时侯，各位阁臣地位相近，又多在御前议事，首次尚无明显区分。
正统年间，“三杨”与新入阁的陈循等人差距凸现出来。章奏票拟的机务原由“三杨”主掌，陈循等在三杨中仅剩杨溥一人的情况下，经过礼部奏请，才得以参预其中。这被赵翼认为是阁臣间职权不等的一条例证。
正统、景泰之际，阁臣议政票旨皆在文渊阁，当时杨溥已逝，由陈循主议。叶盛攻击陈循，说他“谬当内相之首”，景泰帝也曾敕谕陈循说“朕任卿掌内阁事”：这些都体现了陈循地位的特殊性。但是，在景泰年间的内阁中，仍有王文、高谷抗衡陈循;在内阁外，六部分权、直属皇帝的祖制仍得到坚持，景泰帝信任兵部尚书于谦也远远超过阁臣。曾有御史建言“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被于谦依据祖制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