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会诸侯于会稽山并杀防风氏，不仅仅是传说
绍兴会稽山大禹陵景区
《今本竹书纪年》说：“（禹）五年，巡狩，会诸侯于涂山……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夏六月，雨金于夏邑。秋八月，帝陟于会稽。”
会稽山，亦称茅山、亩山，位于浙江绍兴北部平原南部，主峰在嵊州市西北，跨越柯桥、越城、诸暨、新昌、嵊州、上虞等县市，临海一端，建有大禹陵，半山腰上还塑有高大巍峨的大禹像。这里自古以来就流传着大禹治水的故事，诸如大禹封禅、娶亲、计功、归葬，等等。
关于大禹会诸侯于会稽山并杀防风氏的记述，最早见于春秋末鲁国左丘明所撰《国语·鲁语下》：
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无以吾命。”宾发币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彻俎而宴，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客曰：“敢问谁守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
这段文字借用孔子的口述说了大禹在会稽山会“群神”，因防风氏迟到而杀之以警告“群神”的故事。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除在个别字眼上稍做改动外，几乎是原样照搬。
在《史记·夏本纪》中，司马迁对禹到达会稽山的前因后果又做了简要说明：“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又说：“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
这两句话的大意是说，大禹当年在浙江会稽这个地方，召集各个邦国首领商量治水的策略，顺利完成了水利工程建设的百年大计。当大禹兴致勃勃正与各个小邦国首领在会稽集会庆功时，不知道是兴奋还是别的原因突然驾崩。这里所谓“会稽者”，就是集会商量治水大计的意思。会稽山这个地名就来源于此。
司马迁写史向以严谨著称于世，不但翻阅众多史料，更要实地调查研究，这使得他的记述有了更本真的色彩。
《墨子·节葬下》也记载禹葬于会稽山，但“死由”是大禹去东方教化九夷，在半路去世：
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绞之不合，通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余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
从上述几则文献记载可以看出，禹到过会稽山，且死后埋葬在那里。对禹到会稽山的原因，表面上说法各有不同，《国语·鲁语下》说是“致群神于会稽之山”，也就是说召集各诸侯到会稽山，《墨子·节葬下》说是“禹东教乎九夷”，但仔细分析，实际上也并不矛盾，就是大禹为了显示权威而给各诸侯以训诫、教化的意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扎拉嘎认为，这里隐含了更多武力征服的意味。大禹东巡也罢，治水也罢，真正的意思是大禹率领黄河流域的旱地农业先民对长江下游原始稻作先民发动了一场讨伐战争。
大禹治水隐含着一种巫术思维。由于南方多雨，更适于湿地稻作耕种，当北方气候变湿变热的时候，也正是南方原始稻作先民向北方扩张的时候，因此，在黄河流域的旱地农业先民眼里，南方原始稻作先民就是洪水泛滥的罪魁祸首，所以，大禹治水就包含了两个层面上的意思，一是治自然灾害之洪水，二是讨伐引起灾变的“南蛮”，以图永久消除引起洪灾的根源。大禹东巡即是说大禹利用旱地农业先民的这种思想用巫术鼓动华夏子民发动了这场南北战争。
这场战争在考古学上首先表现在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南下的遗迹上。北方旱地农业先民南下的文化遗存最早发现于江苏省高邮市龙虬庄遗址东 30 公里处的兴化南荡遗址，随后在高邮龙虬庄、周邶墩和唐家墩等遗址也有发现。其共同的特征是，文化层浅薄，呈小片零星分布，表明其延续时间不长。经碳十四测定，时间大致在公元前2000 年左右的夏代初期。
南荡遗址文化遗存显示的是比较单一的王油坊类型，但周邶墩遗址则发现有两类文化遗存，第一类是来自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油坊类型，第二类则是来自山东泗水的岳石文化尹家城类型。与此不同的是，在江苏阜宁陆庄遗址却发现了同一时期文化的另一种文化遗存 —良渚文化晚期或者叫后良渚文化。
这些材料表明，在距今 4000 ～ 3600 年，有来自中原地区、海岱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的三支古代先民分别进行了南北不同方向的迁徙：中原地区的王油坊类型先民是沿淮河东移，随后南下抵达宁镇地区；海岱地区的尹家城类型先民是沿泗水南下，越过淮河，最终也抵达宁镇地区；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晚期先民则是沿滨海向北迁移，至射阳河流域做短暂停留后，又继续了他们北上的步伐。
两支南下的队伍最终都到达宁镇地区，表明他们之间有联系，有共同的目标。三支队伍三条路线：王油坊类型更靠西和更远离海洋，尹家城类型大约在王油坊类型东侧，良渚晚期文化的路线则在最东边，临近海域 —射阳河流域就临近黄海岸边。
“距今 4000 年左右的时候，射阳河流域很可能仍然是经常被海水淹没的海滩。行走在这样一条到处是水域和泥淖的道路上，必定是很艰难困苦的。良渚（晚期）文化遗存出现在射阳河流域，这说明这支（晚期）良渚文化先民不会是水患造成的迁徙，而是战争失败后的被迫流放”，或逃亡。
夕照会稽山
黄河流域的旱地农业先民一直挺近至上海地区。位于上海市西南松江区方松街道的广富林遗址发现了叠压在良渚文化层之上的广富林文化遗存 ，年代在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大约为公元前2310～前1780 年。广富林文化主要组成部分是来自黄河和淮河流域的王油坊类型，同时也有来自中原、海岱地区的其他龙山文化因素和原生地在浙南闽北地区的以印纹陶罐类为代表的南方文化因素，源自本土的良渚文化因素只占极微小的一部分。
广富林文化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是，外来文化因素中只有个别器物是直接输人，大部分是仿制或在综合多种因素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成。除此以外，在太湖周围的浙江湖州钱山漾、江苏宜兴骆驼墩和昆山绰墩等遗址也发现了同类遗存。这暗示了以下三点：
一是广富林文化居民以来自北方黄河流域的华夏族人和东夷族人为主，同时也吸收了一部分南方移民和少数的当地良渚文化土著后裔；
二是原来的良渚文化先民有一大部分逃之夭夭，或死于刀光血影的战火中；
三是这些居民不是临时移民，而是已经和当地文化融合并形成了新的文化土著。换言之，大禹率领的黄河流域旱地农业先民在南下征伐过程中，不但取得了胜利，占而据之，而且还和南方湿地农业先民十分融洽地处成了不分彼此的“一家人”。
王油坊类型因首先发现于豫东的永城王油坊而得名，主要分布于河南东部、山东西南部和安徽西北部。遗址一般都处于人工建造或自然隆起的台或堌堆上。由于这个区域地势低洼，譬如豫东杞县仅有一些高出地面 10 米左右的土岗和沙丘，很容易形成洪水泛滥。所以，王油坊类型先民选择居住在台或堌堆上，主要还是为了防止洪涝灾害。
这正如《尚书·禹贡》所说：“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灉、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
另外，由于在气候转湿的情况下，这里经常成为南方稻作先民时常侵袭的地方，王油坊类型先民因此成为南方稻作先民北上最大的受害者。可能正因为如此，王油坊类型先民才能成为大禹“东巡”南下征讨良渚文化晚期先民的主力军。
岳石文化是继山东龙山文化之后分布于海岱地区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山东平度东岳石村而得名。大致年代在公元前2000 ～前 1600 年间，与龙山文化分布范围大致相同，与历史记载的夏代纪年基本相同。
从岳石文化代表性遗址山东济宁兖州区小孟镇西吴寺遗址的文化遗存中，可发现两个重要特点：
其一是公元前 3000 ～前2000 年，遗址出土了大量箭镞一类的战争武器，表明岳石文化及其先民在这 1000 年间处于一个战争频繁的状态。
其二是公元前 2000 年左右这里处于干旱少雨时期。西吴寺遗址文化层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时突然中断，并非由于洪水泛滥，而是“气候变得干凉”，不再适合旱作农业生产，岳石文化先民不得不选择南下，抢占良渚文化晚期先民的地盘。
此外，《国语·鲁语下》关于“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的记载，也并非空穴来风，现浙江德清一带的民俗、民间传说、人文遗迹及相关考古遗址可以提供相应的证据。
良渚古城废弃后，良渚文化晚期的政治中心地转移到了与良渚古城隔东苕溪相望的浙江德清一带，这就是《路史·国名纪》注引《吴兴记》所提到的古防风国：“吴兴西有风山，古防风国也。下有风渚，今在武康（德清县）东十八里。天宝改曰防风山，禺山在其东二百步。”
防风祠始建于西晋元康年间（291 ～ 299），距今 1700 多年。面积 450 平方米，大殿高 16 米，供奉着庄严肃穆的防风氏塑像。梁代任昉在《述异记》中提到“防风庙”是“土木作其形，龙首牛耳，连眉一目”。
可以从考古学上得到印证的是，德清域内也有多处良渚文化晚期遗址，诸如三合羊尾巴山遗址— —这里出土了琮、环、冠状饰和管、珠等大量玉器，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雷甸杨墩遗址——发现成品、半成品玉料等，考古学家判断为良渚玉器加工场所，是较为稀有的良渚制玉作坊；辉山遗址——发现七节玉琮和木质葬具，年代测定距今 4080 年左右；高桥遗址 ——灰坑中清理出石犁、破土器、耘田器等农耕用具和黑皮陶贯耳壶、杯、罐等典型器物；如此等等。
德清三合乡防风祠
关于防风氏的传说、习俗及相关遗迹分布范围与良渚晚期文化核心覆盖范围也大致相同，如浙东、浙北、苏南都有防风氏的相关传说和习俗，在绍兴、海宁、湖州等地历史上都还曾经建有防风庙……古防风国的主人显然是良渚人的后裔。
在中国姓氏起源的文献记载中，防风氏又名“汪芒氏”“汪罔氏”，既是远古防风国的创始人，又是天下汪姓的始祖。德清三合乡一带不但建有防风庙，还有祭祖的风俗 —每年农历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共三天举行防风王庙会。《苏氏演义·卷上》还记载了这个风俗更详细的情况：“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之三尺吹之如，音如狗嗥三人披发而舞。”
德清一带民间传说，防风氏死后，一时间白血冲天，惊煞大禹。大禹后经调查才得知，防风氏在赴会途中，遇到天目山“出蛟”，苕溪河“泛洪”，平民百姓遭了洪灾。防风氏于是赶快指挥部下打捞落水的百姓，这样不知不觉就耽误了会期。
大禹知道真相后十分后悔，遂下令敕封防风氏为“灵德明王”，并在防风国建造防风祠，供奉防风王神像，每年祭祀。据说，大禹是在农历八月二十四日为防风氏平反昭雪的，于是乡人就把八月二十五日定为防风氏的祭祀日，后来逐渐演变成了防风节。
从八月二十四日至至二十六日，连续三天在防风庙“闹猛”，也就是举办庙会，主要意义就是纪念防风氏，感恩祖先。
这则传说明显可以看出是后世人为加工而成的神话故事。但不能否认的是，它真实地反映了民众不允许自己崇拜的祖先英雄被玷污的文化心理，也说明了后来华夏文化占主流地位后，他们受此影响对更大的华夏祖先神大禹诛杀防风氏崇敬而又略有遗憾的心态。
至于大禹是不是“崩”于会稽山并葬在那里，由于没有足够的考古学依据，我们尚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但大禹东巡讨伐良渚晚期文化势力，应该是历史事实。
——摘自李琳之：《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个别地方有改动。因阅读流畅需要，删去了注释部分。
商务印书馆，2020年9月版
本书是一部用考古学资料揭示先夏及夏代早中期历史发展脉络的史学著作。全书主体共分16章80节，近50万言。不同于以往学人关于夏代区域性、碎片性的论述，作者置这段历史于同时期以西亚、中亚为世界文明核心舞台发展的背景下，以其高瞻远瞩的全局性目光、严谨缜密的思维逻辑和通俗明快的语言，用国际国内近几十年所取得考古学成果，第一次系统、完整而清晰地为我们勾勒出了从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这500年夏人兴起、迁徙、建城、建国、定都、扩张等一系列发展行为的脉络足迹。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商亡这三千年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7月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等推荐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