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兹中国？你让周武王与王公贵族情何以堪！周成王身处何地
（作者：赵辉）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与中国概念的起源起源研究中，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的西周初期青铜器【何尊】，其铭文所记载的“宅兹中国”，被众多历史学家与考古专家认为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现。青铜器【何尊】更是被一些所谓的专业考古专家定义为周武王营建西周王朝东都成周于洛邑的考古物证，而大书特书。中国的历史果真如此吗？
青铜器【何尊】的文物价值与历史研究价值，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其所展现的历史画面，为我们破解商周历史变迁提供了无与伦比、超越中国文献典籍所记载的历史，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商周交替之际的历史。对此，必须深刻理解【何尊】铭文的真实含义与所包含的历史过程。
【何尊】铭文：唯王初堙(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逑（仇）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呜呼，尔有唯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庸于天，彻命敬享哉！助王恭德欲天，临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以上是考古学家对铭文的基本断句解读。但根据笔者的深入研究，【何尊】铭文如下断句解读，更显合理与严谨：唯王初堙(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逑（仇）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呜呼！尔有唯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庸于天，彻命敬享哉！助王恭德欲天，临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在商周交替之际，武王伐纣与武王征商，是地处西域的“西土之人”的“小邦周”周氏部落取代殷商王朝的两个重要历史事件。在历史研究中，主流学术观点认为武王伐纣与武王征商为同一事件，这给中国历史探源增添了许多无法破解、无法还原真实历史的难题。而在青铜器【何尊】铭文的解读研究中，以及在成周历史的研究上，更是造成许多历史悖论，让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走向歧途。
通过对【何尊】铭文的解读，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事实：【何尊】是一件制作于周成王五年的青铜器；是记载周成王刚刚迁居成周城时发生的事情；事件发生的地方在成周城的宗庙“京室”，大概因为周成王刚迁居，正式的宗庙“京宫”还没有落成；周成王迁居成周城是为了继承周武王的遗愿与国策；周成王刚迁居成周城，即告慰周武王、祈福上天；周成王在临时性的宗庙京室，回忆周武王的遗愿，教导何公向先辈学习“助王恭德欲天”；周成王不仅反复告诫何公，还赏赐何公三十朋，用以制作【何尊】青铜器。
【何尊】青铜器最重要的历史价值，就是铭文记载的“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周武王在克服“大邑商”后，即时“廷告于天”宣誓“我要居住在这里，让新的国家管理好天下民众”，大周朝的功业“礼福自天”；“宅兹中”的真正含义是周武王要居住在刚刚克服大邑商城邑之中，“兹”代表此大邑商城邑；“大邑商”的含义很直白，一个很大的名称为“商”的城邑。
这在周武王时期的青铜器【利簋】铭文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历史事实：“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武王征“商”城邑、克昏夙有“商”城邑、王在“阑师”城邑等等，都表明“商”为一个大的城邑，而非指示商纣王所在的殷地。“武王征商”的商城邑，不仅是一个“大邑商”，而且是商业繁荣，经济发达，是当时最高礼器青铜器制作的中心。青铜器【利簋】即是制作于“武王征商”时，而且为用周武王赏赐的“利金”制造。这也就证明了【何尊】的记述的“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的真实性与历史写实性。
“武王征商”不仅成功克服大邑商，很好地保持了“大邑商”的商业繁荣，让青铜器制作业继续繁荣昌盛，而且周武王还要“余其宅兹中”将其建设为大周朝的都城并设立京庙，成为“四方”诸侯的朝贡与朝圣地。因为“大邑商”的青铜制造业，才有了跟随周武王的“檀公”制作的青铜器【利簋】的问世，以及跟随周成王的“何公”制作的【何尊】青铜器的面世。这两件青铜器的产生，都直接来自于周武王与周成王的赏赐。
众所周知，武王伐纣后，即毁灭了商纣王的都城殷都。所以说，不仅周武王时期的【利簋】青铜器是不可能制作于殷都，周成王五年的【何尊】青铜器更不可能制作于殷都。这就向我们呈现一个历史事实：青铜器铭文记载的“武王征商”与“武王既克大邑商”两者中的“商”都不是指商纣王的殷都，而是另一处商业发达，青铜器制造业繁荣的大邑“商”，而是后来作为西周东都的成周城前身。
因此，历史与考古研究将殷墟考古遗址认定为“大邑商”是一个根本性的历史错误。周成王将殷墟“大邑商”营建为成周城，更是与历史严重不符的认识。
那么，周成王的成周城是位于黄河中游的“洛邑”，今天的洛阳城吗？显然也同样是一个错误认识，而且是一个超出历史研究、超出学术研究范畴、指鹿为马式的错误认知。不仅【何尊】铭文里没有一个字表明关于“洛邑”的指向，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余其宅兹中”与“洛邑”有任何关联。因此，将何尊】铭文解读为“余其宅兹中国”，同样是一种缺乏中国文化基本常识的谬误。
在商周之际，如果殷墟与丰镐之间的“洛邑”为“最初的中国”，那么，位于“洛邑”东西两地的殷都与丰镐都不属于“中国”，而属于“东夷”与“西戎”了；如果殷墟遗址为“大邑商”，那么，周武王也就是在殷墟遗址，面对西周众大臣发誓说：我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居住，建立西周都城；我将不在丰镐建都，我将在距离丰镐东边的“最初的中国”之地建立成周城，你们都不知道“洛邑”是之前的“最初的中国”吧？不仅你们不知道，商纣王也不知道，所以商纣王才到殷墟去建都，才让我给灭了。“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尔有唯小子亡识”。这就产生一个历史悖论：周武王是在殷墟“大邑商”还是在荒无人烟的大河湾新“洛邑”之地“廷告于天”“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
如果西周的东都成周是在“洛邑”，那么【何尊】里的周成王是在哪里的京室“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是在成周洛邑的京室还是宗周丰镐的京室？如果是在宗周丰镐的京室，但铭文却明确说是“宅于成周”；如果是在洛邑成周，那么铭文记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的“大邑商”当为洛邑，因为周武王说“余其宅兹中国”。这就产生了另一个历史悖论：“大邑商”是殷墟还是新洛邑？周成王是在宗周丰镐还是在成周京室“王诰宗小子于京室”？
按理说，洛邑是周族部落进出中原的必经之路，周文王、周武王及其王公贵族、诸侯常年征战途径此地，对洛邑的历史应相当清楚才是，不至于只有周武王才知道“其有夏之居”，是曾经的夏朝国都。夏王朝距离周武王时期也才过去五百多年，作为曾经诞生夏文化的地方，曾经的繁华之地“最初的中国”，不至于让周武王费尽口舌说服众人，以致夜不能寐“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最后以“其有夏之居”来决定定都。
综上所述，之所以我们今天对夏王朝、夏文化的研究茫然无知。不是历史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夏文化研究方向已经被地方利益所收买，我们的学术观点已经被地方利益所左右，我们的学者已经臣服于自身利益，让夏文化、周武王、周成王不知身在何处。（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