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康熙帝死亡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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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个世纪以来，关于康熙帝之死及其传位情况，众说纷纭。由于能够揭示事实真相的原始材料未存于世，彻底解开这一历史之谜的必要条件，尚不具备。以下史料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记述了康熙帝生病前后的情况。

其一，《清圣祖实录》载，六十一年（1722年）四月，康熙帝前往热河避暑，八月初三日开始行围，九月初二日返回热河行宫。半个月后，踏上归途，二十七日抵京，驻跸畅春园。十月二十一日（1722年11月29日），又赴南苑行围。十一月初七日（1722年12月14日），“上不豫，自南苑回驻畅春园。”十三日戌刻，“上崩于寝宫”。（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97，康熙六十一年四月丁卯；卷298，康熙六十一年八月丙辰；卷299，康熙六十一年九月甲申、戊戌、庚戌，十月癸酉；卷300，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戊子、甲午。）

其二，《永宪录》载：“己丑（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上不豫。传旨：偶冒风寒，本日即透汗，自初十日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甲午（十三日）戌刻，上崩于畅春苑。”萧奭：《永宪录》卷1，第4849页。

其三，《皇清通志纲要》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辛卯,上幸南苑。不豫，回畅春园。十三日甲午,戌刻，上升遐。上寿六十九龄。亥刻回都。隆科多受遗诏，内云……”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4下。按，此处“上幸南苑”日期有误，应为（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癸酉。

其四，1723年10月14日（雍正元年九月十六日），捷克籍传教士严嘉乐（Karel Slavíek）从南昌寄给本国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在京城北京的南边是用围墙围起的广大的皇家猎场，猎场里有三座夏宫，一座在南、一座在东，另一座在西。皇帝（指康熙帝）常去那里打猎取乐……1722年12月初皇帝又外出打猎。12月13日（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日）晚8时许忽然刮起冰冷的北风，使皇帝感到严寒彻骨，体力不支，他被移送进夏宫。12月20日（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他的统治、他的打猎取乐以及他的生命都结束了，死前他没有召见一个欧洲人来为他做洗礼，送他进天国。他在临终之前宣布他的第四个皇子继承皇位……”（［捷克］严嘉乐著、［中］丛林、李梅译：《中国来信》（17161735），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按，这是目前所见关于康熙帝去世前患病原因的最早记载，时距康熙帝去世仅十个月。）

其五，满文档案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允禵奉召自甘州（今甘肃张掖）赴京奔丧途中，在陕西双山堡，与奉命前来署理大将军印信的宗室延信相遇。允禵执手延信，痛哭失声，反复问询有关康熙帝去世前的情形。延信告称：“查仓事毕，我等于十一月初六日前往海子（南苑）奏闻。是日，见到主子，主子面询仓务，我等良久方散。看得主子气稍虚弱，颜面亦瘦些。翌日（十一月初七日），主子就回畅春园住了。我等八旗大臣相约后，初十日又去（畅春园）给主子请安。奉旨：‘尔等不要再来。自此，我们没有再去。十四日方闻此事……”满文奏折，延信奏，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按，是年十月初九日，延信等奉命随同雍亲王胤禛查勘通州等处粮仓。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99，康熙六十一年十月辛酉、庚午；卷300，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丁亥。

其六,意大利籍传教士马国贤的回忆录中写道：“1722年初，我被指定担任皇帝的钟表匠安吉洛神甫（Father Angelo）的翻译和指导。我们全天都在京城内务府钟表处工作，这里距离我们在畅春园的住地，有两个多小时路程。所以，有关官员命令我们，在法国（籍）或葡萄牙（籍）耶稣会士的居所下榻……

在这期间（按，应为1722年12月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正在历代乡间御苑海子（行猎）的陛下，突然感染炎症。由于气候不同，这种病在中国北方并不像在意大利南方那样流行……由于患病，皇帝返回被称为海淀的畅春园。一两天后，欧洲人（指传教士们）来到这里，对皇帝的健康状况表示问候……

1722年12月20日，在我们居住的（佟）国舅（位于畅春园附近的）别墅中吃过晚餐，我正与安吉洛神甫聊天。突然，仿佛是从畅春园内，传来阵阵嘈杂声音，低沉混乱，不同寻常。基于对国情民风的了解，我立即锁上房门，告诉同伴：出现这种情况，或是皇帝死了，否则便是京城发生了叛乱。为了摸清叛乱的原因，我登上住所墙头，只见一条通衢蜿蜒墙下。我惊讶地看到，无数骑兵在往四面八方狂奔，相互之间并不说活。观察一段时间后，我终于听到步行的人们说，康熙皇帝死了。我随后被告知，当御医们宣布无法救治时，他指定第四子雍正做为继承人。雍正立即实施统治，人们无不服从。这位新帝首先关心的事情之一，是给他死去的父亲穿衣。当夜，他骑马而行，兄弟、孩子及戚属们跟随着，在无数佩戴出鞘利剑的士兵护卫下，将其父亲的尸体运回紫禁城。”Ripa.Matteo:MemoirsofFatherRipa,P119.

综合上述汉文、满文、英文等六则材料，可以看出：

康熙六十一年冬，年已69岁、长期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康熙帝，在经过长达数月的巡视塞外、木兰秋狝后，未等体力恢复，又赴南苑行围，以致相当疲惫。十一月初六日，仍勉强支持，在南苑召见皇四子胤禛、宗室延信等奉命查勘通州等处粮仓的大臣，面听奏报。当晚，大风骤起，气温突降，未在室内的康熙帝随即受寒而病倒。其所患“炎症”，可能是指肺炎。因发病迅猛，第二天（十一月初七日）便于南苑返回畅春园。

由于临近冬至（十一月十五日），康熙帝需要“静养斋戒”，加之身体欠安，故对王公大臣概不接见。根据马国贤的回忆所披露的情况看，传教士们虽赴畅春园问候，也未能见到康熙帝本人。此外，按照定例,“斋戒”期间，“宫眷不教轻涉足，大家今日住斋宫”，枝巢子撰注：《清宫词》，卷下，1941年手录稿本。所以，妃嫔们大约并未与他同在一处。

静养期间，他的病情一度好转。然而十一月十三日晚戌刻（七时至九时），正当人们用晚饭之际，康熙帝猝然去世。直接死因，可能是由肺炎引起心脑血管病突发。对于年迈者而言，这种并发症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即使在医疗技术相当先进的今日，也屡见不鲜。因事出突然，人们较为慌乱，四处戒备，如大敌当前。

马国贤随即得知，当御医宣布病人不治时，康熙帝指定皇四子胤禛做为继承人。此说似与情理不合。

若非“身为天下主”的特殊病人处于深度昏迷中，气若游丝，随时可能故去，御医便无可能出此断言。退一步讲，即使康熙帝确已至此，只要一息尚存，御医不会声称皇帝已无救治之望，惟有在确认康熙帝故去后，宣布皇帝宾天之事。然而，如果康熙帝确已垂危，处于生死之瞬间，他又何能听到御医所说无可救治之言，其后再宣布传位一事？事实上，若是心脑血管病突发，患者往往神志不清，不能言语，危重者更有可能不及救治而亡。

马国贤所闻康熙帝去世之际情况，是雍正帝继位后仓促炮制的说法。紧急之中向朝野上下作此说明，难免存在漏洞，无法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