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谜：“九鼎”究竟是谁铸造的？
九鼎，相传为大禹所铸，在中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象征着王权和国家的统一昌盛。然而围绕着九鼎的一切却犹如雾里看花一般，叫人总看不真切，以至于后世子孙弄不清九鼎究竟是一只还是九只，其上刻的是什么图案，下落如何。甚至连九鼎是否真实存在在史学界都一度存疑，这不得不说是件非常遗憾的事。
九鼎
本人才疏学浅，自然也无法真正揭开九鼎谜团，本文只是在现有文献和证据的基础上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九鼎诸多谜团中的一个小枝节九鼎究竟为何人所铸？敬请斧正！
一、“禹铸九鼎”之说的源头
①先秦典籍并无“禹铸九鼎”的记载。
让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先秦典籍中有关“九鼎”的记载：
“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见于《逸周书·克殷》）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见于《左传·宣公三年》）
“昔者夏后开（即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见于《墨子·耕柱》）
“九鼎”一词最早见于《逸周书·克殷》篇，《逸周书》虽然成书于战国，但《克殷》篇一般认为是后人根据西周初期史料整理而成，可信度较高，朱右曾尝谓之“非亲见者不能”，这表明至少周初之时便有九鼎流传于世。随后《左传》最早把九鼎和夏朝联系在一起，而《墨子·耕柱》则进一步认为铸九鼎者为夏启。
然而遍查先秦典籍，其内并无“禹铸九鼎”的记载，那么后世广为流传的“禹铸九鼎”之说究竟起源于何处呢？
答案应该是《史记》!《史记·封禅书》中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这应该是“禹铸九鼎”的最早记载，后世的相关说法基本皆来源于此。
②司马迁对《左传》的“有意”误读
然而司马迁究竟依据什么把铸九鼎的功绩归功于夏禹呢？目前已不可考。本人推断：“禹铸九鼎”很可能是司马迁的“原创”，用于抬高夏禹的形象。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司马迁处于儒学大盛的时代，自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儒家主张实行仁政、提倡任人唯贤，对实施禅让制的上古君主尧、舜、禹非常推崇，认为他们是理想君主的典范。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也深受儒家的这种思想的影响，自然而然的更多采用抬高和神话大禹的资料：《史记》中《夏本纪》约4100字，其中3400字与夏禹有关，而且基本为叙述夏禹的功绩，如治水、开九州、接受禅让等，极尽赞美之情。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夏禹的推崇备至。
既然司马迁推崇实施禅让制的尧舜禹，认为其为有德之君，自然对破坏禅让制的夏启不会有什么好感，也不会认为夏启是有德之君。故此，司马迁很可能认为《左传·宣公三年》中记载的“昔夏之方有德也”指的是夏禹时期，从而将铸九鼎的功绩归功于夏禹。因此“禹铸九鼎”应该是司马迁对《左传》的“有意”误读。
司马迁对《左传》的误读
二、近现代疑古派对“禹铸九鼎”的质疑
自司马迁首提“禹铸九鼎”之说，后世大多将其当作信史看待，直到清末，方有崔述开始怀疑九鼎并非禹铸，其言“九鼎之铸，世皆以为禹事。然《传》（即《左传》）既不称禹，而禹在位不久，恐亦未暇及此，或启或少康未可知也”。
近现代时，随着外敌入侵和中国的衰落，疑古思潮兴起，相当多的中国文人言必称希腊，对中华文明产生强烈的疏远和否定情绪，并由此而形成了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为首的疑古派，他们全面怀疑商周之前的历史，将之统统称为“神话”，“禹铸九鼎”自然也逃脱不了被否定的命运。
胡适、顾颉刚
其中顾颉刚认为九鼎虽然真实存在，但应该并非夏禹所铸，而是成王建立东都时铸造的用于安抚王室的大宗器。其主要理由有三：
1）“禹说”起于西周中叶；
2）《左传》中的“贡金九牧”不可靠，因为九州之说起于战国；
3）考古未发现夏代彝器，夏朝应尚未进入铜器时代。
而胡适之则更为激进，直接提出了“东周以上无古史”的谬论，“禹铸九鼎”在胡先生眼中自然也就成了神话传说了。
疑古派的这种对历史文献持一味怀疑的态度虽然有一定的时代背景，但也给史学界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混乱。胡适之的激进言论自不必再提，随着史料的日益丰富以及考古研究的发现，顾颉刚的几条理由现在看来也站不住脚。
1）顾颉刚认为“禹说”的最早记载为《商颂·长发》中的“禹敷下土方”，但事实上，《商誓》中的“登禹之绩”才是最早提及大禹的文献，此为周初作品。另外近年发现的西周中期铜器，记载了禹受天命平治水土的事，这表明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大禹治水的事迹应当就广为传颂了。因此“禹说”起于西周中叶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2）“牧”在甲骨文卜辞中已经出现，如“在易牧”等，其含义为效忠于商王的部落。而夏人尚“九”，故此《左传》中的“九牧”应该泛指效忠于夏朝的部落，并非指的九州。因此以“九州之说起于战国”而否定《左传》中的“贡金九牧”也不合适。
3）至于夏朝尚未进入铜器时代的言论则无需再进行反驳，因为发掘出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不仅有青铜器，还有大规模的青铜冶铸作坊，事实胜于雄辩。当然这些夏代遗址的出土是顾颉刚所无法预见的。
三、九鼎究竟为何人所铸？
二里头夏代文化遗址的发现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表明在文献中记载的夏朝时期，中原地区确实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也充分说明了先秦典籍中有关夏代的记述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对夏朝能否制造青铜器的怀疑可以休矣，认为先秦典籍中有关上古历史的记载是“神话”的偏见也可休矣。
二里头遗址青铜器
根据先秦典籍以及二里头遗址，本人认为九鼎是夏朝时铸造的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当然，先秦典籍中并没有“九鼎”是大禹所铸的记载，而且上文已经分析，司马迁的“禹铸九鼎”之说可能是其对《左传》记载的“有意”误读，因此九鼎究竟是禹铸还是启铸还存在一定的疑问。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①九鼎铸造地“昆吾”和“荆山”的关联。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九鼎的铸造地，目前对于九鼎的铸造地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昆吾”，来源于《墨子》（见上文），另一种则是“荆山”，来源于《帝王世纪》的“禹铸鼎於荆山”。先说一下结论，本人认为昆吾和荆山实际上指的同一个地方。
很多人认为此处的“昆吾”指的是现在的河南濮阳境内，本人却不这么看，其实此处的“昆吾”应该指的是夏初时“昆吾氏”所在之地。昆吾氏是上古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部落，与夏朝关系非常密切，而且擅长于冶金。因此很有可能是夏王派昆吾氏负责九鼎的铸造任务。
那么夏初时昆吾氏在什么地方呢？答案是就在渭南周边，与荆山（陕西富平县境内）非常接近。
根据史料记载可知，昆吾是陆终氏娶鬼方之女所生长子，而在夏朝之前，鬼方生活在关中附近或其西部，因此昆吾氏的最初的活动范围也应在关中附近，汉时关中地区有昆吾山和昆吾亭即为明证。而根据《山海经》中对昆吾的描述可知，昆吾氏周边应水草丰盛、且多崇山。这样的地区只能在渭河附近多山地区。
综合考虑，昆吾氏处于渭南周边的可能性非常大，而荆山则为其采铜冶金之地。
昆吾氏和荆山的位置关系
②九鼎的铸造者应为夏启时的昆吾氏
既然确定了九鼎的铸造地，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夏禹和夏启时期的夏都所在。夏禹时的都城为一般认为是禹都阳城（河南），距离荆山非常远，根本无法把控昆吾氏，很难理解夏禹会在荆山附近铸造九鼎。
而夏启则不然，其曾将都城迁至安邑（今山西夏县西），这就距离荆山很近了。估计也就是在此时，昆吾氏才真正与夏朝建立非常密切的盟友关系，而夏启也将铸九鼎的重任交给了善于冶金的昆吾氏。
后来夏朝将都城迁至斟鄩，作为掌握冶金技术的最重要的盟友，显然夏朝不会让昆吾氏远离自己的统治，因此昆吾族也跟随迁徙到附近地区（即濮阳）。
现在可以下一个较为明确的推断了：九鼎应为夏启时期由昆吾氏在荆山附近所铸。不知诸位朋友以为然否？
四、结语
中华上下五千年，创造了璀璨的东方文明，但这几千年的历史同样也充满着诸多的战乱和劫难，这其中尤以秦始皇焚书坑儒和项羽焚烧咸阳的大火，对先秦典籍的破坏为最。众多上古真相由此淹没在滔滔的历史长河之中，而九鼎之谜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这是非常令人痛惜的一件事。有些历史的真相随着考古的进行可能会逐渐呈现在世人眼中，但更多的真相可能也就永远的沉寂于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