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艳秋：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特征刍议

杨艳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

提要：

中华文化有其独特的生成演进环境，这使她既具有文明与文化的一般共性，更具有独特个性和民族性。中华传统文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群体性与整体性、伦理性与道德性、兼容性与包容性，以及与时俱进的品格和创新精神使其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发展，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质。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广义而言，文化是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而言，是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作为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自从民族形成以后，文化往往是以民族的形式出现的。一个民族使用共同的语言，遵守共同的风俗习惯，从而养成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性格。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一个国家的文化可能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变化，但其内在的价值却难以发生根本改变，因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文化传承影响着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的选择，也影响着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下。

英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在他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中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文明国家，“不论中国经济有多么辉煌，中国历史和文化积淀已经决定了中国不会变得越来越西方”，他强调，“中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与众不同”，实际上道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中华传统文化为中国所特有，其独特的生成演进环境，使其既具有文明与文化的一般共性，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质。

一、稳定性与连续性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许多优秀的文化形态都因各种原因中断或改变，如辉煌一时的古巴比伦文化，因赫梯人、加喜特人、亚述帝国的入侵而趋于暗淡，璀璨夺目的古希腊文化因波斯人、马其顿人、日耳曼人的入侵而沉睡千年，被称为“印度河文明源头”的哈拉巴文化因雅利安人的入侵而毁灭殆尽，被赞为“尼罗河的赠礼”的古埃及文化因外来希克索斯人、利比亚人、努比亚人、亚述人、波斯人、罗马人的先后入侵而改变面貌。唯有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她历经数千年内忧外患，风雨沧桑，不断丰富、发展，在数千年的历史传承中，形成了自己富有强大生命力的独特文化传统，成为世界上不曾间断的“神秘的东方文化”。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体系完备，文化成就斐然，保持着完整连续的阶段性发展形态，在世界文化史上非常少见。梁漱溟先生曾说:“当近世的西洋人在森林中度其野蛮生活之时，中国已有高明的学术美盛的文化开出来数千余年了。四千年前，中国已有文化；其与并时而开放过文化之花的民族，无不零落消亡；只有他一条老命生活到今日，文化未曾中断，民族未曾灭亡，他在这三四千年中，不但活着而已！中间且不断有文化的盛彩。历史上只见他一次再次同化了外族，而没有谁从文化上能征服他的事。” 这种文化的连续性尤以中国古代历史记述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最具特色，中国古代丰富生动的史籍，是保存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春秋》记载242年的历史，《史记》记述了3000年的历史，《资治通鉴》时间跨度达1362年，一部“二十四史”更是中华文化延续久远的标志。黑格尔《历史哲学》一书中说，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都比不上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不仅为世界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也塑造出独立自主、自强不息、不屈不挠，富有高度历史感、时代感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

二、群体性与整体性

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是群体利益先于个人利益，个人价值的真正实现在于最大限度地履行各项社会义务，在家庭和社会团体之中实现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统一。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义务，不允许把个人利益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反映出尊重整体的价值取向。

中国文化强调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法关系、宗法观念是分不开的。在宗法社会中，个人被置于家庭、宗族、社会、国家的重重群体关系之中，个人首要考虑的是个体对他人和集体的责任和义务，这种崇尚群体取向，所重的不是个体的人，而是群体的人和人的群体性，形成群体本位的价值观。宗法社会强调家与国的融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脉相承，家国同构，在家侍亲，在国事君。《论语·学而》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所谓“仁之本”，亦即人之本。《孝经》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 从某种意义而言，中国文化被认为是以家庭、宗族为本位的集体性文化。中国传统社会所形成的“家国一体”格局，放大了人的群体性、集体性，使中国文化中个体意识远远弱于群体意识、家族意识和社会意识，表现为以家庭、宗族、社会和国家利益为优先考量，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关系时，人们以大局为重，求大同，以和为贵，个人利益在必要时可以忽略、牺牲。

中国文化集体至上的心理特征和思维趋向，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大一统的局面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文化始终洋溢着一种集体主义的人文精神，把人看成是群体中一分子，重群体，重社会，以天下为己任。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这种精神历代有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宪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历来先进分子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体现了为国家、为群体利益奉献“小我”的崇高情怀。

三、伦理性与道德性

与群体性、集体性的特征相关联，中国文化重视社会群体的伦理秩序，围绕“五常”，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等各种社会关系形成了差序有等的伦理规范，以及尊卑贵贱、亲疏远近的等级观念。中国文化是一种“人伦重德”的“伦理型”文化。占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倡导“中庸之道”，以此作为行为的基本准则。“中”“和”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以仁、义、礼、智、信作为人的行为指南，处世待物要温、良、恭、俭、让，言行举止要符合伦常规范。

中华传统文化着眼伦理本位，少有宗教的狂热，更多地关注民众的现世生活，强调以民为本，探究彝伦攸叙。《尚书·洪范》曰“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认为天是荫庇民众，使百姓安居乐业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孔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管子·霸言》提出要“以人为本”，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在中国的历史上，不断可以听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乃至“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的呼声。

伦理性特征在中国文化中极为显著，在社会管理、国家治理中强调道德的价值和作用。《尚书·蔡仲之命》有“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太甲下》“德惟治，否德乱”的论述。在家国一体的格局下，君民关系、官民关系常被隐喻为父子的关系，社会关系是家庭伦理的自然延伸，“养民如子”“敦睦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皇帝作为“天子”，应天承命，既是君主，也是天下臣民的家长，自然应是社会道德的最高楷模。“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各级官吏是君主敬天保民的具体执行者，治理社会，教化民众，也是向民众示范美德的榜样。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为政以德”是儒家的基本观点。“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易传·乾卦》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大人”即在位者要敬天合德。“敬慎威仪，以近有德”；“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鲁大夫众仲所谓“以德和民”，周大夫富辰所谓“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都是强调以百姓为本，以德治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 统治者丧失德行，就会丧邦殒命，家国覆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德”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理政所遵循的原则和基础。汉代董仲舒创造性地发展了“德治”思想，他主张“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又曰：“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 董仲舒“阳德阴刑”的思想，是对“以德化民”德治思想的继承发展，开创了德法结合、以德为主的统治模式，“德主刑辅”的观念贯穿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代。

董仲舒还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纲”和“五常”的伦理政治主张，以“仁、义、礼、智、信”为内容主旨的“五常”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精髓内核。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

“仁”是“五常”的核心，《左传》中有“不背本，仁也” 的论述。孟子说“仁者爱人”，即要爱别人，孔子要求“泛爱众”；至宋代，理学家程颢认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是最高的天理。这就从爱亲到爱众人，再到爱万物，构建了一套愈发广博的处世标准。

“义”是行为的价值标准，“义”有很多具体内容，如孔子认为：“君子之一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义是君子行为处事的准则。孟子认为“敬长，义也”、“羞恶之心，义也”，二程认为“顺理而行是为义也”。即“义”的目的是要“自正”，是使自己的行为合于道德原则。

“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礼”可泛指一切社会规范。如宋代大儒程颐认为“礼者，人之规范，守礼所以立身也”。而狭义的“礼”则是行为规范，如“礼之实，节文斯二者（仁、义）是也”，“礼”的作用是明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稳定、和谐。荀子称“礼”是“群居合一之道”。

“智”具有道德实践意义，是“是非之心”，有远略，能识人。《论语》中记载，樊迟问孔子智的含义，孔子以“知人”答之。董仲舒认为，“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蚤，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智者应当能见盛观衰，原始察终。值得注意的是，“智”需与其他几项相结合，才具有道德意义，如《周易外传》中指出“是故夫智，不丽乎仁则察而刻，不丽乎礼则慧而轻，不丽乎义则巧而术，不丽乎信则变而谲。” “智”一旦离开仁、义、礼、信就不是好的德行。

“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要的道德原则，早在春秋时期，晋文公就有“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 的论述。孔子认为“信”是非常重要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仁义礼智信是一套全面的价值观，也是一套由己及人，继而约束全社会的规范，对当代社会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四、兼容性与包容性

中国文化是多元文化融合起来的，不仅吸收了国内各个民族的文化，也吸纳了大量的外来文化，如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等，体现出多元一体、兼容并包的特点，也是中国文化不断自我更新、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中国特殊的地质、地貌和地理环境，决定了各地域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生产类型，北方的游牧经济、长城以南的农耕经济、沿海的海洋渔业经济等复杂的经济形态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经过不同历史时期对抗和非对抗性的交流与融合，最终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相互交流与共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构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共同体。早在夏商周三代，已经出现了华夏、东夷、三苗、百越、戎狄等不同民族文化形态。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疆域扩大，人口增加，推动了民族融合的大发展，华夏族、华夏文化成为融合了夷文化、戎文化、楚文化、越文化、巴蜀文化等各族文化的综合体，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初步体现出来。秦汉以后，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北方的匈奴、突厥，东北的鲜卑、乌桓，西北氐、羌，西南夜郎、哀牢夷等各民族，经过民族大交融，到隋唐时期，逐渐融汇形成了唐文化兼容并蓄的巨大文化体系。宋元以降，中国多民族文化进一步发展、交流、融合，契丹、女真、党项先后建立区域民族政权，并在共同发展中走向统一。蒙古、满洲先后入主中原，统一中国，汉、满、蒙、回、藏等多民族共同生活在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各民族相互交往，交错杂居，在交流中融合，中华文化的内涵在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中不断扩大并增添新的内容，在兼收并蓄的包容中不断发扬光大。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使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对待外来文化，中国文化也同样具有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接纳、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加以适应性的改造和创造性的发展，使其内化为自身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从古至今，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有三次重要的交流期。第一次是汉唐时期佛教的传入。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同中国文化融合发展，不断中国化，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生活方式、礼仪习俗等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一次大交流，体现了中国文化开放包容的特质。中国文化在影响和改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从佛教中汲取了大量文化养分。

第二次是伊斯兰教传入。唐代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宋元时期达到高潮。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等传入中国。入华伊斯兰教人士习儒学经书，参加科举考试，伊斯兰文化逐渐本土化。明清持续多年的“以儒诠经”，通过吸收儒家传统中的思想，来阐释伊斯兰教的内涵，体现了中国文化吸纳、融合外来文化的能力。

第三次是明清之际直至近代的中外文化交流。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宗教，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和自然科学。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动地吸收西方文化。中国通过翻译西学书籍、派遣留学生等方式，从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等不同层面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知识，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文化积极、自主地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中国文化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就在于她不断地融合多民族文化，不断地从外来文化中汲取、整合优秀的文化成果，在多元文化的融会中不断更新，创造属于自身的新文化。

五、与时俱进、传承创新

中华文化本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发展。《易经》记载：“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们在实践中创造和发展文化，文化本身就蕴含着继承和创新的特质。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和思想体系的产生，都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不会凭空出现，总是有所凭借和承袭，人类文化的创造也是如此。孔子在谈到周代的礼乐文明时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中国文化在一代代增损因益、更新变革中向前发展，表现出一种革故鼎新、不断转化和创造的内在动力。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提倡“生生不息”，倡导“革故鼎新”。《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礼记·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中的“日新之谓盛徳，生生之谓易”，《易·系辞下》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春秋时期管仲的“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韩非的“不期修古，不法常可”“古今异俗，新故异备”等等思想中，无不蕴含着创新进取思想的要素。宋代王安石在推行其新政时提出“天变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则是根据政治活动的需要运用和发挥了古人“达变求新”的理念。明清之际，王夫之又提出“事随势迁而法必变”的变革理论。正因为这种“变易”思想，中华文明才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在数千年的发展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几千年来，中国历史在变革中不断前进，中华传统文化正因为内蕴着这种变革性而产生出无穷的创造力。在这种创造力下，中华民族“师造化，夺天工”，从汉代到明初，我国的科学技术领先世界14个世纪。中华文化在变革和创新中不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从先秦诸子学到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阳明心学，无不包含着对前一时段文化的继承吸收、融合总结、深化发展和变革更化，才使得中华文化连绵不绝、高峰迭起。2014年10月15日，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评价中华文化：“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古往今来，在一代又一代中华优秀儿女的不断积累、开拓和丰富中，独树一帜，自成体系，承担着重大的历史使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本文发表于《中华文化论坛》2022年第3期。文中注释和部分观点的出处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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