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艳秋：明中后期的史学思潮

摘要：嘉靖、万历以来 ‚时代的动荡 ‚政治、经济、思想上的巨大变化 ‚阳明心学和此后实学思潮的兴起都对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批判程朱理学成为一种思潮 ‚ 传统的经史关系认识受到冲击 ‚以史经世的思潮得到发展。

关键词：明代中后期 史学思潮

一 批判程朱理学的思潮

明代前期 ‚朱学取得了统治地位。明太祖即位之初 ‚首立太学 ‚“一宗朱子之学”‚学者“非 五经、孔孟之书不读 ‚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在严密的思想统治之下 ‚“明初诸儒 ‚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 ‚师承有自 ‚矩秩然。”永乐十三年(1415) ‚明成祖朱棣命胡广等人类聚 “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修成《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刊赐天下 ‚标志着明代程朱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随着理学成为钦定的学说 ‚其对史学的浸入亦是多方面的。 朱熹《通鉴纲目》受到了官方无可争议的高度尊重 ‚纲目学成为显学；正统观念成为史学上关注的话题 ‚并影响到史书的编纂。然而自嘉靖、万历以来 ‚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都处在动荡和激烈变动的时期 ‚阳明心学不断发展 ‚从中分化出“赤手搏龙蛇”、“掀翻天地”的泰州学派 ‚对程朱理学批评的浪潮波及到各个方面(包括文学和史学) ‚程朱理学的思想桎梏、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失去了原有的约束能力 ‚个人的自我价值得到体现 ‚反映在史学上 ‚人们开始用自己的历史观而不是传统的历史观来评判历史问题。祝允明、王世贞、李贽是其中的代表。

批判程朱理学的史学倾向较早地从祝允明的著作中表现出来。嘉靖元年(152) ‚祝允明撰成《祝子罪知录》一书 ‚其中的标题就令人触目惊心。卷一曰刺汤武、刺伊尹、刺孟轲 ‚卷二曰 刺今世予夺之误 ‚予夷齐、予武庚、予管蔡、夺管夷吾、夺严光、夺王圭、魏征 ‚卷五曰刺程颐、刺 朱熹、刺道学。在他的著作中 ‚祝允明鲜明地写道：“刺曰 ‚汤武非圣人。”“刺曰：伊尹不臣 ‚不 可 谓 圣贤。 ” 这无疑是对传统观点提出的挑战。 他征引《逸周书》、《庄子》、《汉书》等著作和 王 充、刘知几、元结、韩愈等人的言论摆出周武王伐纣自食其言 ‚ 斩首俘获众多； 商汤心存私念 ‚ 逼 卞随、务光投水而死的事实 ‚ 说明 “汤放其主 ‚ 武王杀纣 ‚ 自是之后 ‚ 以强凌弱 ‚ 以众暴寡 ” 。 认 为 “汤武非受命 ‚ 乃杀也！ ” “周取天下 ‚ 兵不血刃 ‚ 非实也 ” 。 这些都与传统的历史评价大 相径庭。 在 “刺朱熹”中 ‚ 祝允明写道： “谓与先儒并可也。 谓先儒之驳者不及 ‚ 其精时有过之 ‚ 与 之上下亦可也。 必以为集大成 ‚ 都废前烈 ‚ 前无古人 ‚ 后无来者 ‚ 后百千年 ‚ 一守不变 ‚ 不知可 不可也？ 抑不知果能如所望否？ 又不知后有起而标 置 ‚ 分一北、润益之 ‚ 亦如与之于昔人者否 也 ” ‚ 比较客观 地 评论了程朱理学的发展。 这不仅是对理学的挑战 ‚ 而且体现了作者历史发 展 的眼光。

王世贞对祝允明的《祝子罪知录》非常推崇 ‚称赞说：“其间上下今昔 ‚阐扬微慝 ‚是非之宗 匠也”。 他自己的著述中也体现出与传统精神相叛离的历史观。王世贞客观地评价了儒家学者深恶痛绝的秦始皇 ‚为其论功曰：“秦始之恶极矣 ‚然其创制立法可记也。称皇帝罢侯置令 ‚ 即王族懿亲无尺土之奉 ‚岂不廓然大公哉？”“尧舜之世 ‚化不得过数千里焉 ‚荒服之外 ‚大抵因 俗为教固耳。秦一荡涤之而于今 ‚即西北至于朔方、辽西、无终、令支之地 ‚南度百越 ‚逾五岭、 巴乍、滇地 ‚亡不袭衣冠而谈诗书治礼乐者 ‚於乎！谁力哉？故秦皇、汉武不足为人主训也 ‚然 而功足言也。”这种历史观点迥异于时。王世贞对信奉程朱理学的宋儒一直持批评态度 ‚他 分析了宋代“没世不振”的原因 ‚认为宋代“止是缘饰儒书可观耳 ‚缘饰儒述 ‚其可观者在此 ‚其 末世不振亦在此。”基于对程朱理学的态度 ‚他对朱熹的《通鉴纲目》也基本上加以否 定。

如果说王世贞还是很温和地触及了传统的道德体系 ‚那么稍后的思想家、史学家李贽已经表现出与正统史学和传统理学道德相悖的历史观。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他历史观中的反传统、反理学倾向。

(一)“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是非观。

李贽认为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是在发展变化的 ‚是非标准也不是 一成不变的。“人之是非 ‚初无定质 ‚人之是非人也 ‚亦无定论。无定质 ‚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 相害；无定论 ‚则是此非彼亦并行不相悖矣。……前三代 ‚吾无论矣。后三代 ‚汉、唐、宋是也 ‚ 中间千百余年 ‚而独无是非者 ‚岂其人无是非哉？感以孔子是非为是非 ‚故未尝有是非耳。 ……夫是非之争也 ‚如岁时然 ‚昼夜更迭 ‚不相一矣 ‚昨日是而今日非矣 ‚今日是而后日又是矣 ‚ 虽使孔子复生于今 ‚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 ‚而可遽以定赏罚哉？”李贽对是非的看法是以发 展的眼光来认识历史的 ‚他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 ‚不拘泥于教条 ‚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 ‚ 是非也是发展变化的 ‚没有定论可依。基于这种认识 ‚他敢于打破固定的是非标准 ‚敢于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所以他称赞孔子作《春秋》“笔则笔 ‚削则削 ‚初未尝案古圣人以为是非”‚称 赞司马迁发愤著述 “ 不为后世是非而作 ” 。

李贽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 ‚把评判的标准转移到主体的“吾心”‚这是在道德领域内对 封建传统是非观念的否定。瞿林东先生对李贽的这一是非无定论的认识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 认为其中包括有相对主义的因素 ‚在当时对于突破传统历史思想的束缚方面 ‚有着积极的意 义 ‚“反映出史家在史识的理解上已开始提出了新的认识。”

(二)“实不与旧公案同”的人物评价观。

李贽自称“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 ‚余多以为假 ‚多以为迂腐不才 ‚而 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 ‚唾且骂者 ‚余皆的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 此 ‚非大胆而何？”这种人物评价观点确是与众不同。李贽一向被目为“异端”‚万历三十年 (1602) ‚礼部尚书张问达上疏请求焚毁李贽的著作 ‚列举了其中的“狂庭悖戾”、“剌谬不经”之 处说：“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 ‚以李斯为才力 ‚以冯道为吏隐 ‚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 ‚以司马光 论桑弘羊欺武帝可笑 ‚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 ‚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清代王士也有一 段评论《藏书》的文字：

余素不喜李贽之学 ‚其《藏书》、《续藏书》未尝寓目。近偶观之 ‚其最害道者莫如《论狂 狷》一篇。其言放勋狂而帝 ‚文王狂而王 ‚泰伯狂而伯 ‚皆狂也。舜也、禹也、汤、武也 ‚太 公、周昭皆狂也。汉高帝 ‚狂之神；文帝 ‚狂之盛也。此等谬论 ‚正如醉梦中呓语 ‚而当时诸 名士极推崇之 ‚何哉？若以李斯、桑弘羊、吕不韦、李园、贾诩、董昭为名臣 ‚温峤为逆贼 ‚所 谓好恶拂人之性者也 ‚以扬雄、冯道为吏隐外臣 ‚亦大谬。

这恰恰为我们提供了李贽“不与旧公案同”的人物评判观点和他的思想对传统道德挑战冲击的 事实。

李贽突破正统争论的范围 ‚审视历史人物 ‚提出自己的认识。秦始皇为“千古一帝”‚秦汉 时期“匹夫草创”的陈胜、项羽、田横 ‚两汉时期篡夺汉位的王莽、公孙述 ‚隋唐之际的反隋起义 领袖李密、窦建德等都与诸帝王一起被列入世纪 ‚置之历代帝王之列。李贽对三国也全予正 统 ‚同时 ‚在南北兵争中 ‚无论汉、胡民族 ‚只要能独树一帜 ‚都予正统地位 ‚他尊北魏孝文帝、北 周武帝为圣主 ‚称少数民族建立的元朝为“华夷一统”‚都表现了李贽尊重历史事实的一面。当 然 ‚在他的著述中列辽、金为附录 ‚仍然没有完全打破传统 ‚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所在。

李贽“实不与旧公案同” ‚“程量古今 ‚独出胸臆 ‚无所规放”‚处处标新立意异的史论或 是偏激之词 ‚对当时学术界无疑是巨大的冲击 ‚他的思想也影响、激励了一大批学者 ‚“海内皆 声从之 ‚顾盼所及 ‚伦品遂为高卑。” ‚其后王志坚、贺详、张燧等人的思想都与李贽的思想有 着一定的联系。

王志坚《读史商语》中指出：“古之好持论者莫如宋人 ‚皆迂刻不情 ‚咸取以立教 ‚而不顾当 世之所宜。 近世有李卓吾 (李贽)者 ‚ 好取前人 成案而翻之 ‚ 一洗头巾蒙气 ”。 他还提出了自己 的评史观： “是非予夺不作名义观 ‚ 不作成败观 ”。 贺详在他的史评著作《史取》中论尧舜禅 让 ‚ “后世以讹取者托之” ‚ 汤武征伐 ‚ “后世以兵胁者托之” ‚ 因此 “贻天下万世之害”； 论秦始皇 “郡县之 功 在万万世 ” ‚ 他认为 “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 ‚ 理因时制宜 ‚ 逝者皆刍狗。 ” 与李贽的 思 想同出一辙。

张燧的著作《千百年眼》上自先秦典籍 ‚下迄诸史百家 ‚“钩颐索隐 ‚起古人相与辩论”‚道 出了“俗儒所不敢道 ‚文人所不能道的新见。观其书中 ‚卷十一“名教之累”、卷十二“国朝三 大功臣”皆引李贽之语 ‚可见他对李贽是非常推崇的。张燧大胆地指出 ‚首倡起义的陈胜为“秦 民之汤武”：“天下苦秦之祸 ‚故家遗俗 ‚豪杰侠士 ‚丧气略尽。乃其所不虑之戍卒 ‚犹能为天下 首事。虽其人物卑陋 ‚事至浅微 ‚而古今尤幸之。盖积万年之憾 ‚而发愤于陈王 ‚尤曰此秦民之 汤、武耳。”其中“朱子浅于说经”、“宋儒不知诲君之义”“名教之累”都体现了一种叛逆于传 统的精神。

恩格斯说：“每一种新的进步 ‚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务的亵渎 ‚表现为对陈旧、日 渐衰亡的 ‚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祝允明、王世贞、李贽等人所持有的历史观点 ‚ 正是对人们所崇奉的旧传统的背叛 ‚无疑是一种新的进步。当时虽然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理 论体系 ‚但是这种思潮的出现和发展冲破了理学笼罩史坛的局面 ‚使得明代中后期的史学形成 了与前期截然不同的特色。

二 经史关系的新认识

儒家“六经”在中国古代思想界有着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 ‚以之为依据 ‚统治者建立了封建 统治秩序和封建伦理纲常的思想体系。唐宋以来 ‚经学又被用作科举入仕的敲门砖 ‚士人们普 遍皓首穷经 ‚造成了“束书不观 ‚转相传习 ‚唯记诵问套语以猎科名”的学术风气 ‚形成了重经轻 史的传统。

嘉靖、万历以来 ‚随着批判程朱理学史学思潮的发展 ‚重经轻史倾向受到了人们的批判。 据李贽记载 ‚明代著名学者王世贞曾经明确地指出：“吾读万卷书 ‚未尝从六经入。”他还大 声疾呼：“史学在今日倍急于经 ‚而不可以一 日而去者也。”杨一奇指出了世多腐生的原因：“今 学士务华取捷 ‚曰但记时义千首 ‚即可补好举子矣。间有稍慧者 ‚则又掇奇书秘典以骇里耳 ‚至 语及史册 ‚反置之高阁 ‚曰 ‚此烂朝报耳 ……无怪乎世多腐生耳。”著名学者陈继儒也对“有 讲学老先生专意六经 ‚而以读史为玩物丧志”进行了批评 ‚认为“亦恐非得中之论”‚并举出朱熹 的例子证明“古人前辈何尝不留心史学”‚对当时史官不编史 ‚子弟不学史的现象予以痛斥。

明代学者对经史关系的认识继承了王阳明的观点。王阳明的门人徐爱曾向他提问：“先儒 论六经 ‚以《春秋》为史 ‚史专纪事 ‚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王阳明回答这个问题指出：“(春秋 等经)以事言谓之史 ‚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 ‚道即事 ‚《春秋》亦经 ‚《五经》亦史。《易》是包牺 之史 ‚《书》是尧、舜以下史 ‚《礼》、《乐》是三代史 ‚其事同 ‚其道同 ‚安有所谓有异？”① 这其实是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经 ‚即经从道的角度来看是经 ‚从事的角度来讲是史。虽说仍是以经为主 体 ‚但这个论题却为史学迅速冲破经学的藩篱打开了缺口。明代学者何良俊、詹景凤、王世贞、 李贽等人都在论述经史关系时发表了异于传统的见解。从明代学者关于经史关系的论断中可 以总结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经史观点：

(一)以“经”为中心 ‚从“道”与“事”互相依赖的关系上论证经史无二。

“道”和“事”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两个命题 ‚明代学者以此二者来论述经和史之间的关系。 丰坊认为：“人有言经以载道 ‚史以载事 ‚事与道果二乎哉？言道而遗于事 ‚老之虚 ‚佛之空而已 矣 ‚故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六经赖夫子而醇 ‚诸史出于豸士而杂 ‚ 非经史之二也 ‚存乎其人焉尔 ‚故善学者必通经然后可以观史 ‚明道而后可以处事 ‚此本末先后 之序而不可以二之也。”沈国元也指出：“经以载道 ‚史以纪事 ‚世之持论者或歧而二之 ‚不知 道无不在 ‚散于事为之间 ‚因事之得失成败 ‚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 ‚史之所系綦重矣。”他们 认为“道”和“事”二者是互相依存的 ‚故经和史也不可“歧而二之”。

(二)从经与史上古无所分的事实论证史即经

经与史在上古并无区分也是明人论证经史关系时所持的论据。徐中行提出了“经藏于史” 的观点：“夫易始庖牺 ‚诗逮列国 ‚及礼乐之治神人 ‚何者非事 ‚何者非言 ‚何者非记 ‚而不谓之 史？故易长于史 ‚诗陈于史 ‚礼乐昭于史 ‚老聃居柱下 ‚夫子就十二经 ‚经藏于史 ‚尚矣 ‚第圣 人所删述者 ‚则尊之为经……”④ 何良俊和詹景凤都认为 ‚经与史在古代“非有二也”‚“上古无 所分”。詹景凤指出：“夫史之所从来 ‚遐哉邈矣。然古之所为史 ‚其与经非有二也。后世搜奇 广异 ‚思欲陵跨先代 ‚使来斯□□ ‚莫敢抽绪。故述列多不经 ‚于是始有以经专明理而史专记事 者。”⑤ 何良俊认为《尚书》之中包含有“陶唐氏之史”、“虞氏之史”、“夏氏之史”、“殷史之史”、 “ 周氏之史”‚孔子修书时删定为经 ‚所以他们称为经 ‚“太史公作史记 ‚取之以为二帝三王 ‚则又 谓之史”、“何尝有定名也？”⑥ ‚讲到了经与史不应有明确的区分。

(三)以史为中心论“天地间无非史”。

持此论者为明代著名学者王世贞。他说孔子作《春秋》之后 ‚经不敢再续 ‚“至于史则不 然”‚因为“一代缺而一代之迹泯如也 ‚一郡国缺而一郡国之迹泯如也 ……”⑦ 。他在《艺苑卮 言》中论到史书的体裁：

曰编年、曰本纪、曰志、曰书、曰世家、曰列传 ‚史之正文也；曰叙、曰记、曰碑、曰 碣 、曰铭、曰述 ‚ 史之变文也； 曰训、曰诰、曰命、曰册、曰诏、曰令、曰教、曰札、曰上书、 曰 对事、曰疏、曰表、曰启、曰 、曰弹事、曰奏记、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驳、曰喻、曰尺 牍 ‚ 史之为用也； 曰论、曰变、曰说、曰解、曰难、曰议 ‚ 史之实也； 曰赞、曰颂、曰箴、 曰 哀 、曰讳、曰悲 ‚ 史之华也 。

可以看出‚王世贞认为史是无所不在的‚在他看来：“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王之世‚若泯若灭； 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 ‚史其可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 ‚这已经是以史为中心来论说经 史关系‚充分肯定了史的重要地位。

(四)从“经史相表里”到“六经皆史”。

明代学者杨慎最早提出了经史为表里的论断‚杨慎引宋苏洵的议论：“经以道法胜‚史以事 辞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要其归宿”‚说明这是“言经史之相表里也”。 李贽又发展了这一学说‚他在“经史相表里”的标题下论道：“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 矣 ‚何以垂鉴戒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从社会功用上来着眼‚表明二者 互为依存‚实际上不可拆分。接下来他又进一步论说：“故《春秋》一经 ‚春秋一时之史也；《诗 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以从出‚史之所以从来。为道 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之六经皆史可也”‚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命题。其后 周钟又论曰：“予尝谓经史二学相为表里‚不读六经‚无以正是非之本‚不读二十一史 ‚无以极是 非之变‚士方穷居闭户‚不能取历代掌故家言‚殚厥源流‚详其得失‚及国有大事‚廷立而议‚何 以引古论今‚援往辙之显鉴‚定群言之混淆哉？”从现实着眼‚将史具体到“二十一史”‚指出 了读史和读经同样重要。

应当注意的是‚在嘉靖以来的一段时期内对经史关系的讨论中‚明代学者所持经史无二观 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贬低经的地位‚而是在于强调史的重要性‚提高史学的地位‚从而在那个 内忧外患、国难民艰的时代更好地发挥史学的作用‚这样‚嘉靖、万历以来‚出现了一股明确的 以史经世的思潮‚纂修当代史成为明代史学的主流。

三 以史经世的史学思潮

明嘉靖、万历时期‚在社会危机空前激化和实学思想兴起的背景下‚随着对经史关系认识 的突破‚出现了一股以史经世的思潮。我们常会发现‚明代诸家在论史时‚总是将史书和“药 案”、“医方”、“药笼”等医家用语联系起来‚如何良俊在著述中阐发说：“经尤本草‚史即药案也‚ 舍此而欲以救世‚无他术也”。“六经如医家素难‚而诸史则药案也”‚张毓睿也说明自己写作 《二十一代史瑜》的原因：“聊仿古所谓经验方者‚将以备当世药笼也”。可见‚他们是希望通过 撰写史书‚能够给病入膏肓的国家提供起死回生的药剂。于是‚在承袭传统‚以褒贬、垂训、资 鉴来达到经世目 的的同时 ‚ 嘉靖、万历时期的史家们在以史经世的道路上作出了更多的探索与 尝 试 ‚ 形成了其自身的三大特点。

(一)立足当代

明代中后期以来 ‚社会危机不断加深 ‚为了解决社会问题 ‚出现了一股通今之学 ‚史家注重 研究当代“世道之盛衰 ‚人物之升降 ‚风俗之隆替”‚认为“镜治理以方今 ‚则不必袭太上之空言 ‚ 览先达之献替 ‚则不必起贾董于异代” ‚何良俊主张“士必通达国体 ‚而后可与成事功”。高岱 亦认为“学以经世为大 ‚士不习国家已然之效而欲以经世亦难矣。”童时期在《昭代明良录 · 自序》中鲜明地指出：“居今慕古 ‚其弊将胶柱而调瑟 ‚不几于耳食乎？近己而变法相类 ‚议合而 易行 ‚则有当世之典章 ‚何必上古？”史家们把写当代史看成是经世之途 ‚吴瑞登指出：“皇明自 洪武以迄正德 ‚历年既久 ‚载籍甚详 ‚积帙盈楼 ‚难以枚举 ‚有志经世者胪分条例 ‚总之皆阐发盛 美 ‚以垂不朽。”高岱谈到他的作史动机云：“孔子不说夏殷之礼 ‚而顾学宗周 ‚遵时也。岂有 身通仕籍而不知时政者乎？”其谓所辑六十余事“皆国家之重务 ‚经略之伟绩也。”在当代史 书中 ‚史家们抒发着自己的忧国情怀 ‚文秉《定陵注略》记万历一朝大事 ‚倾注作者的深意：“首 记圣明 ‚尊君也。次壶范 ‚表懿德也。次寿宫 ‚见俯察之宜慎也。次新郑 ‚伤国体也。次江陵 ‚ 戒专权也。次科场 ‚即实以魏、李二公之谴责 ‚志党祸之萌也。其他政治之得失 ‚地方之蠢动 ‚ 咸具本末 ‚俾览者炯然 ‚所以昭止水之鉴 ‚凛驭朽之训也。至于人才进退之际 ‚尤三致意焉 ‚以 见大明门户渊源如此 ‚门户之能亡国败家如此。”正是这种思潮促成了明代后期当代史勃兴 的局面‚而明代后期当代史的勃兴也恰恰是明代以史经世思潮最明显的反映 ‚二者是相辅相 成的关系。

(二)务致实用

务致实用的思想主要是通过明人的史论表现出来。明代史论极多 ‚不计收入文集中的史 论 ‚仅专著就有百种以上 ‚超过宋元史论之数。《四库全书总目》云：“明代史论至多 ‚大抵皆八 比余功 ‚偶检《纲鉴》数纸 ‚即妄以臆说翻案 ‚徒多游谈” ‚极力贬低明人的史论 ‚但放眼这些史 论 ‚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作品中渗透着明人强烈的入世进取 ‚积极经世的取向。

嘉靖、万历时期 ‚许多史论著作 ‚如洪垣《史说》、贺详《史取》、于慎行《读史漫录》、朱正色 《涉世雄谈》、杨一奇《史谈补》等都被称为经世之书 ‚于慎行认为自己的《读史漫录》“综得失之 林 ‚别善政如列眉 ‚烛忠佞如观火 ‚至于君国机宜 ‚华夷扼赛 ‚莫不备举 ‚盖经世之书 ‚而非占毕 之业。”贺详的《史取》“尤关切事务”‚“凡河漕、盐屯、钱谷、礼乐、兵刑诸要悉编之参订”使得 那些“驰骤运济 ‚识时务之俊杰”可以“隐拾于斯 ‚如取火之于燧 ‚取水者之于方渚也。”

这一时期史论的总体特点是着眼于现实来发论 ‚仅从这些史论著作中的类别划分 ‚我们就 可以看到这个特点。如洪垣《史说》中所列“论刑赏大柄”、“论东汉之亡”、“论西晋之亡”、“论东 晋之失”、“论取人考课之弊”等类目 ‚无不切中现实状况。贺详的《史取》中还列有“经世”一目 ‚ 包括“谏法”、“兴革”、“用人”、“行政”、“钱谷”、“救荒”、“治河”、“水利”、“漕运”、“屯政”、“建 都”、“赏功”、“持服”、“选将”、“制兵”、“虏情”、“战虏”、“待虏”等十八类 ‚条分缕析 ‚以古论今。 朱正色的《涉世雄谈》中 ‚“取汉武迄五代者 ‚君取制略 ‚文取干局 ‚武取权变” ‚大多谈的是军 务和边计 ‚有“驭虏”(下分“战守”、“款附”)、“弥盗”(下分“战守”、“招安”)、“处番”(下分“战 守”、“款附”)、“兵机”(下分“料敌”、“揆策”)、“军务”(下分“军民”、“钱粮”、“屯盐”)各类 ‚无不 紧扣当时边患加剧 ‚急需振扬武备 ‚御侮卫国的时局 ‚使人“一览而文武经权之道烂于指掌 矣”。

实学思想家吕坤在他的文集中讲到了十四条用世之人应当着眼的从大处来讲的各项实 务：“政体之低昂”、“纪纲之张驰”、“风俗之恶美”、“边防之废修”、“夷情之向背”、“钱谷之盈 缩”、“河槽之通滞”、“盐法之调停”、“宗室之操纵”、“吏治之污隆”、“人才之邪正”、“民情之苦 压”、“宦戚之胜衰”、“君子小人之机括”‚翻阅嘉靖、万历年间的史书 ‚我们发现 ‚这些在此时期 的史学上都得到了反映 ‚特别是以水利、治河、漕运、海运、盐法、荒政、农政等为题材的经济史 著的兴起 ‚军事史、兵书史、边疆史地著作的竞呈和当代奏议汇篇的涌现最具特色。

(三)针砭现实

嘉靖、万历以来 ‚政治腐败 ‚吏治日污 ‚民生日蹙的时局不能不使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深 感隐忧 ‚他们对各种社会弊端深恶痛绝 ‚“目击朝家掌故 ‚犁然有慨于心 ‚不容不置一喙”‚针砭 现实也成为了这一时期史学经世的重要内容。王世贞的好友陈文烛谈到王世贞创作《山堂 别集》的意图：“乃又以流祸隐忧 ‚故自黻展以至貂 ‚美丑悉陈 ‚无所衮钺 ‚以俟夫后世君子同 心者易寻 ‚吹毛者观见。顾其中藏三尺之严 ‚毫不可夺 ‚不亦隐而直乎？”从“藏三尺之严”的 字句上 ‚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抨击现实的评史标准 ‚再如瞿九思《万历武功录》的撰写 ‚其目的不 在于记载万历皇帝的神功伟业 ‚而是以其中所载东征西讨 ‚劳而无功的事实对神宗皇帝有所讽 谏。贺详论及宋代馆阁之臣不称职 ‚或是耽于游宴 ‚或是希者黜涉 ‚或是“语言文章为后人笑”‚ 说：“彼今日枚 卜诸老非类是乎”？论及枢臣当边患 ‚因之事败被斥 ‚认为“岂将帅有体 ‚固非可 弗才强者”‚“彼今日之经略诸公非类是乎”？再论唐窦怀真为京兆尹 ‚“好者患在 ‚侥幸者去”‚ 又发论说：“彼今日之考选诸公非类是乎”？三个反问 ‚将明代内阁不职 ‚将帅无能 ‚考选混乱的 弊端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如朱正色的《涉世雄谈》论西汉辽东太守祭肜数千人大败鲜卑万众 ‚ “鲜卑震怖 ‚畏肜 ‚不敢复窥塞”‚批注曰：“呜呼！沿边文武皆如是 ‚何忧哉？奈何今日文武每每 借持重之说以求自完邪？”直指当世军政之弊。陈懿典的《读史漫录》主要是就《史记》的体 例 ‚文字发表见解 ‚但也不忘对时弊有所揭露 ‚他在“沈命法”一条中说：“近日盗贼入城有即罪 守令之法 ‚而守令互相讳匿 ‚至人有告被盗 ‚反抑阴之 ‚不以上闻 ‚其弊颇类此”。此类有针对性 的论说在明人的史论中比比皆是。

从这三个特点可以看出 ‚嘉靖、万历时期的史家们将修史和社会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 其中倾注了他们的时代责任和政治抱负。

总之 ‚嘉靖、万历以来的史学思潮为这一时期史学的兴盛和明代史学发展特点的形成提供 了思想的营养 ‚也因此掀开了明代史坛上颇具光彩的一页。

来源：《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