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建建前蜀入手，看王建与各政权的交际互动
如果说幽州之命运可以代表五代政权的特点，那么王建建立的前蜀可算作十国政权的代表。公元年九月，在后梁建立仅仅五个月后，原唐朝将领王建在成都正式即皇帝位，国号大蜀，史称前蜀。后梁与前蜀的建立，标志着“五代”与“十国”并立局面的形成，自此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五代十国。
王建从一个普通的低级武将，到割据一方、僭号称帝，只用了短短的十余年，其背后的过程，值得我们分析与探讨：
一，西蜀为边缘地区，非中原可完全控制区域，为有野心者带来了先天性的地利优势，那么这种优势，王建是如何利用的？
二，王建对于夺取和建立政权的时机与局势是如何把握的？
三，虽然蜀中自成一系，但也不能不忽略外部的中原政权和内部其他势力，各方面的互动是怎样进行的、有何特点？
四，这种互动对于五代十国政权间的交际交往有何昭示？
以上问题，须对王建据蜀的始末作有重点地分疏，亦即对王建自立前后与各政权的交际互动进行清楚认识，才能作出解答。本文先叙其过程，再根据其特点，剖析其因果脉络。
第一阶段：光启二年四月至大顺二年十月
唐王朝失西蜀之控，始自僖宗广明元年三月庚午陈敬瑄封西川节度使，而王建谋取蜀中，则始于光启二年四月，大顺二年王建入成都。至此，初得西蜀。
从这一时段可以看出，王建经营西蜀的内外策略可以概括为“攻交兼施”，后来这一原则也得以贯彻于整个前蜀政权的始终，只不过每个阶段有所侧重罢了。就本阶段而言，具体有如下方面：
1.招抚当地流民蛮族为己用
当时王建应是尚在壁州，已经有了一定的准备。王建本是许州舞阳人，典型的中原汉族，样貌上初时尚且“隆眉广颡，状貌伟然”，并无异状，但至蜀中后却形如蛮夷，或许是王建入蜀之后为取得当地人的心理认同而刻意做的改变。实际上王建不仅在起事之初依仗蛮族，他后来的直系部队主力也是当地人，文德元年六月王建攻成都，一时难下，欲罢兵，结果因为当地土蛮的投靠而坚持下来。正是由于王建对成都的持续围攻，才有了后来田令孜拱手让出西川节度印信之事，而王建终得成都这一重镇，这几支土蛮的加入，影响可见一斑。
2.攻地以为基础
王建初到蜀中，并无方寸立足之地，根基可谓极其薄弱，要想谋求发展，必须有所开拓。所以，他先是听从部属周庠的建议攻取了阆州，阆州一地，王建才算是有了根据地，并引起其他人的重视，后来王建与陈敬瑄鏖战，又将根基扩大到了邛州。这才有了第二次攻打成都的资本。且不论王建所招抚的蛮夷人组成的部队战斗力具体有多强，阆、邛二州地理、经济有多大优势，单从结果上来看，以上两种策略相互配合，的确为王建带来了一连串的成绩。
自阆州开始，王建又依次拿下汉州、德阳，一直打到成都。在成都第一次未能攻下，转而谋取邛州的过程中，王建一众所向披靡，东西两川的其他各州，纷纷投降，几乎是"羸粮而景从"，更可以看出王建的威势之盛。
3.奉表效忠，师出有名
王建攻取阁州、利州，并非正义之举，即《新唐书》所谓“时王建盗据阆、利”，他与杨守亮、陈敬瑄的关系，也并非水火不容，攻取之事，说得好听是“讨伐”，实际上与盗匪性质相类，只不过后人书史有所隐晦罢了，所以王建亟需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一个正当的名头。
王建的选择便是奉表宣示效忠朝廷，为自己的擅自兴兵追加理由。时唐昭宗甫即位，虽恨藩镇践扈不能制，但也只好两不相劝，下诏另派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诏书一出，陈敬瑄不受代，反而变得理亏，落得一个“不受朝命”的口实，被削夺官职；而与此同时王建却不仅没有受到责罚，朝廷还单独给王建成立了一个永平军，王建由此名正言顺地拥有了一席之地。在表面上效忠朝廷、暗地里另有所图的举措，令王建身份、地位和整个蜀中形势都朝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为之一变。
4.与诸镇及对手虚与委蛇
此时的王建，由于尚未称霸一方，与中原其他藩镇如河东、汴州尚未发生直接利害关系，与相邻的凤翔李茂贞也是和平相处，所以需要处理的关系，主要在蜀中，最密切者有田令孜、陈敬瑄、韦昭度、顾彦朗四人。
王建由于怒陈敬瑄反复而兴兵攻之，而事情起因与其养父、陈敬瑄同父异母兄田令孜相关，所以顺带也与田令孜划清了界限。对于陈、田二人，王建一方面联合顾彦朗、韦昭度持续进攻，一方面通过朝廷施加压力，大顺二年二月，朝廷欲息蜀中之兵，而王建却不甘心，于四月上表称：“陈敬殖、田令孜罪不可赦，愿毕命以图成功。”最后终于逼得陈敬瑄出城迎降、田令孜拱手亲授印信。王建得成都后，遣敬瑄随其子陈陶去雅州，而与田令孜"复为父子如初"，后皆杀之。
东川节度使顾彦朗，本与王建有旧，是王建的天然盟友，对王建的帮助不可谓不大。王建起兵时，顾彦朗便“阴助赀鑲”；光启三年末，王建欲往依陈敬瑄，将家属留在东川治所梓州由顾彦朗照顾；后来攻成都，“顾彦朗以其弟彦晖为汉州刺史，发兵助建，急攻成都”；文德元年，六月王建上表请罪，“顾彦朗亦表请赦建罪”。顾彦朗的出发点，主要是怕王建骚扰东川，加上也有与陈敬瑄角力的意思，所以才如此帮助王建。但是对这样一个“大恩人”，王建似乎并不领情，不仅史书未见王建给顾彦朗带来何种具体的好处，而且顾彦朗死后，王建很快就从其弟彦阵手中夺取了东川。
至于朝廷派来的韦昭度，一开始王建全力支持和相助，率领本部积极配合韦昭度麾下的军队攻城略地。随后通过威逼恐吓等计谋，终于将韦昭度硬生生挤回京师，然后以兵守剑门，“不复纳东军”，实际上是驱逐了朝廷势力，把蜀中之事关在门内，掌握了主动权。
正是通过上述交际策略和实践，王建用短短七年时间，站稳脚跟，并开始了进一步经营。
第二阶段：大顺二年十一月至乾宁四年十月
得西蜀旌节后，王建一面巩固地盘、收揽人心，一面应付威戎、凤翔等政权，同时谋取东川。景福元年七月，王建用王先成之策招民；八月，李茂贞攻兴元，王建趁机攻阆州，又遣使与朱全忠建立联系。景福二年，与东川顾彦晖言和，摒弃岐王李茂贞的参与，将蜀中之事进一步关在门内。乾宁四年六月，因攻东川而不听朝廷和解，贬为南州刺史。八月，用周德权谋孤立东川。九月，复为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十月，王建入梓州，以子王宗漆为东川留后，至此全有东西两川。
王建作为西川节度最初能够实际控制的，有阆、邓、眉、雅、蜀、嘉、绵、简、汉等州和成都，此外尚有多州城未下。在攻取余地的过程中，与威戎节度使杨晟和感义节度使杨守亮争夺，两者以战事为主，结果自不足论；关键是在谋取东川这一问题上，与第三方势力凤翔李茂贞关系颇深。
李茂贞在凤翔独成一系，起初只是通过兴、凤等州的部署防御蜀中，此前王建尚未坐大，双方自然和平相处。至王建领西川，又谋东川，李茂贞便参与进来，意图借东川的牵扯打压王建。大顺二年末，王建发兵助顾彦晖保梓州，趁机欲杀彦晖而取之，二者正式交恶，次年王建开始攻打梓州。借此机会，李茂贞于景福二年正月遣人安抚顾彦晖，
此后东川之事虽与凤翔仍有纠葛，但王建基本上借此机会排除了相邻势力进入和干预的机会。乾宁四年六月，李茂贞上表言“王建攻东川，连兵累岁，不听诏命”，让朝廷贬了王建，然而由于王建占据地利人和，表现得十分强势，结果三个月之后王建复职，李茂贞反而被削夺西川节度使官爵，在与王建的再度交手中彻底败下阵来。
这一时期，王建的策略也十分明显，对待东川故旧毫不留情，逼迫凤翔李茂贞退出从而排除外扰，对于息兵和的朝命阴奉阳违，其他则是远交近攻。所以取得的成果也是比较显著的。
第三阶段：乾宁四年十一月至开平元年九月
之后，王建开始在自己的地盘上进行整体谋划、布局、建制。王建加官封爵的过程，也是进一步巩固所控之地，和与其他势力交际的过程。考察其策略，则从具体措施看，有以下三点：
1.职由己出
乾宁四年十月，王建拿下梓州，即以子王宗涤为东川留后，朝廷本来欲派刘崇望为东川节度，闻听该消息后不得不召回崇望，并于次年光化元年十月正式任命王宗漆为节度使。自此，王建牢牢把控住蜀中的人事权力，先后安排亲信任要职。不仅如此，他还能擅自定夺州治区划，在王建之前，蜀中东西川藩镇，并不像河朔三镇一般强势，朝廷尚能命之，而王建彻底颠覆了这种局面。
2.阴奉阳违
这一时期，对于几乎完全失势的唐天子，王建的做法比之前打着朝廷旗号讨伐陈敬瑄时彻底改变，不再利用天子号令行事，而是“自用墨制除官”，并且对已无力约束自己的中原王朝阴奉阳违。
究其用意，如明显地独奉朝命，势必需要出兵勤王；如明显地独违朝命，又将陷自己于“反叛”，落天下人口实。所以，王建对朝廷命令既不违抗也不执行，同时又和当时已露反状的朱全忠虚与委蛇，来个两不得罪又两不亲近，隐忍和经营自己的野心，在朱全忠僭权后才露出真面目，随即称帝。
3.交际诸镇
当王建谋得两川之时，中原的形势也在变化并趋于明朗，那就是唐王朝即将灭亡，各藩镇争相谋主中原。这时的王建，除了名义上的唐皇帝，还要面对凤翔李茂贞、河北朱全忠等几大强权，以及处理好与南方的荆南等势力的关系，其沟通东西、交际南北的活动开始变得频繁。对李茂贞，先击之以兵，再诱之以利，后和之以婚，几乎玩弄于股掌之间；对荆南等尚未成大势者，攻交兼施，尽力收服；对朱全忠先尊后卑，但无力撼动；对晋王，刻意巴结而不得其助。这其中，有的是情势使然，有的却是王建及其幕僚谋划所为。
王建的成就还与其个人能力有密切关系，这些能力构成了他对内对外交际的重要基础。王建的能力，首先表现在如上文所述能够招抚蛮洞为之卖命，且在面对劣势时有远见卓识。其次，龙纪元年正月，王建攻邛州，陈敬瑄派大将杨儒助战，杨儒看到王建兵力的强盛，竟然就此"遂帅所部出降"，从侧面证明了王建统帅军队确有过人之处。
再者，王建二次攻成都，成都窘急，田令孜试图以旧情说服王建，王建的说法是欲使田令孜“改图”，不外乎求掌握实权，犹言“让位于我”耳，足见王建之“雄猜多机略”。又，观人志向，看其对待敌人如何，亦颇可见端倪。王建攻下成都后，与田令孜和好如初暂且不说，在安置陈敬瑄部属一事上，也表现出极有用心：“陈敬瑄将佐有器干者，建皆礼而用之。”最后，王建被封为西川节度使，大业初成，仍能不骄不奢，更为难得。另外，王建善用文人谋士建议，前文已述；而且蓄养假子多人，大部分都是将才，也能看出王建笼络人心的能力。
蜀中天险之地利，只是一个先天优势，并非人人占有其地都能成事，如陈敬瑄者，实力不可谓不强，但却丧失天子之信任，下失将士之拥戴，又不能经略好与东川顾彦朗、凤翔李茂贞等的关系，所以失败。反观王建，正是因为规避了陈敬瑄的这些短处，才能成功。
分析与总结
一个政权的存在，必然要与其他政权发生交际关系，这种“必然”里甚至很大程度上含有“不得不然”的成分。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只要当权者善于变通，是能够经营好一地的。唐末藩镇虽拥兵自重，但真正论起综合防御实力，却是不强。在这种情况下，单纯靠军事力量长期保有一方，是比较困难的，交际的必要性就凸显出来了。王建交际诸镇，从效果来看是实实在在的一对外，稳住了中原；对内，壮大了自己。
从西蜀政权的发展过程来看，此时的交际，除了遣使、双方将士奔降之外，出现了婚媾、质子等现象，而这些都是五代十国时期交际内容的重要构成。再者，围绕某一事件或一段时间之内，交际行为往往并不是“双方”的，而是"多方"的，即牵扯着几个政权间的互动、博弈，其中的细节复杂多变，相关的人物命运与时代关系也颇为值得注意，这是五代十国政权交际的一大特点。总体来说，前蜀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唐末政权交际的面貌，是为五代十国政权交际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