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府是国丈之家，忠顺王府为什么敢到贾府去索要戏子蒋玉菡？
这个题目，其实是两个问题：1，忠顺王府为什么要戏子蒋玉菡；2，忠顺王府为什么去贾府要蒋玉菡。
先说第一个。为什么要找蒋玉菡？长史官说了：“我们府里一个做小旦的琪官”，琪官蒋玉菡不是自由献艺的艺人，而是忠顺王府的家伎，私有财产。
自己家的东西丢了，当然要去找。就像贾府在七十二回经济已经很紧张，林之孝已经提出裁员建议了，但是潘又安逃走，还要派人去找。是贾府损失不起一个小厮吗？当然不是。
《海上花列传》里，也出过类似的事情：男仆将主人的贵重物品卷逃，主人去跟朋友商量可要报官，朋友回答：“报官是报报罢了。真正要到了贼，追他的赃，难了么！”主人正在方寸大乱，于是接着问：“不报官好不好？”朋友告诉他：“不报官也不行；倘若外头再闯了点穷祸，问你东家要人，倒多了这么句话。”意思是逃仆在外惹祸，会给主人招来麻烦。
老舍的《四世同堂》里，冠家姨太太桐芳为行刺日本鬼子而死，冠太太就趁官方没查到她底细时“报了案，说她拐走了金银首饰，偷跑了出去”，还叮嘱全家人“大家都得说一样的话，别你说东，他说西，打自己的嘴巴”。这不仅是因为太太与姨太太“妻妾争风”，也是为了撇清关系，不给自己惹麻烦。
以忠顺王府的派势，逃仆在外闯了祸，大概也不会给忠顺王爷带来什么大麻烦，但也多少是个麻烦。但对王爷是如此，底下人是干什么的？迎春的奶嫂随便到迎春屋里来，平儿就批评迎春的大丫鬟绣橘：“都是你们的不是。姑娘好性儿，你们就该打出去，然后再回太太去才是。”屋里的小事，姑娘不管的，丫鬟就有责任处理；府里的小事，王爷未必会过问，但管家、长史如果不问不管，就是失职了。
所以，忠顺王府的家伎逃走，忠顺王府的长史官就要到处寻找。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到贾府来找？
“没有君子，不养艺人”，蒋玉菡这样的戏子，本来就是走富贵人家、上层路线的。他结交的达官贵人很多。他和宝玉初见，是在冯紫英请客的酒席上。能让他来做陪客，可见他们相当熟悉。薛蟠说“那琪官我们见过十来次的，我并未和他说一句亲热话”，他与他的相识也在宝玉之前。而蒋玉菡系腰的茜香罗汗巾是北静王所赐，这一点未必是真，有可能是蒋玉菡自高身价的饰语，但是显然他也与北静王相识。
那么，忠顺府长史官为什么不去北静王府、冯紫英家、薛蟠家去蒋玉菡，偏偏跑到贾府来？难道他打听来打听去，打听到“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说，他近日和衔玉的那位令郎相与甚厚”，却对他与别人的交往一无所知吗？
当然不是。长史官肯定知道与蒋玉菡“相与甚厚”的人员名单，即使不是十分完整周密，也不可能只有宝玉一个。单单来贾府寻找，说白了，就是因为贾府最好欺负。
忠顺王是亲王，北静王是郡王，虽有高下之分，其实相差有限。长史官再没眼色，也不敢贸然跑到一个郡王家里寻找逃人——万一北静王本来无意，被长史官一激，反激起了庇护之心，那不是自找麻烦吗？
冯紫英是“神武将军冯唐之子”，曾为秦可卿推荐过良医，显然是“世路上好机变言谈去的”，有一定的社会经验。而且把冯紫英自己说，“上一遭把仇都尉的儿子打伤了，我就记了，再不怄气”，看来他少年意气，是动不动就“怄气”打人的。打了仇都尉的儿子，事后后悔反思；要打个王府的长史官，那可算不上什么事了。
薛蟠不是官员之子，可是说到“怄气”打人，一点儿不比冯紫英差，反而更胜一筹。他自己是个“笨家”，不会打架，可是架不住手下有一群如狼似虎的仆人小厮。如果长史官找上他去，一言不合，动起手来，一定会吃亏。当然事后操作，忠顺王府势必报复薛家，但这长史官的眼前亏还是吃定了的。
相比之下，贾家虽然是军功出身，现在早已弃武从文；宝玉不像北静王身袭爵位，不像冯紫英干练，也不像薛蟠恣意任性；更兼上有贾政这个小心谨慎的现任官员。几方面因素综合下来，宝玉就是纯纯的“能说不能行”。
放着这样一个“银样镴枪头”，为什么要去找别人呢？
至于说什么“国丈之家”，更加不足为凭。光是元春封妃省亲，贾琏就提到有周贵人、吴贵人家都在修盖省亲别院，这还是京中居住后妃娘家的一部分。除了这三家，还不知道有多少嫔妃贵人，有多少“国丈”、外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