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日本延请鉴真东渡传戒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新冠疫情爆发初期，一批从邻国日本捐赠给武汉疫区的物资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包装标签下缘书写着：“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八个汉字，着实令人感动。

这句诗出自《绣袈裟衣缘》，是日本圣武天皇时一位叫做长屋的亲王所写，时间是唐玄宗开元21年（公元733年）。那一年，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受日本佛教界和朝廷的委托，随第九次遣唐使来到大唐，礼请大唐高僧去日本弘扬佛法。同船送来了日本造的千领袈裟供养大唐僧人，每件都绣着四句佛偈：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

荣睿、普照在长安一边修习佛法，一边物色合适的高僧，一晃就是十年。这期间，洛阳大福先寺道睿禅师等唐朝僧侣受邀东渡，但是日本尚不能满意。

743年，荣睿、普照在鉴真大师的高徒长安寺僧道航、高丽僧如海等陪同下，从长安来到了扬州大明寺，请求住持鉴真大法师东渡日本。鉴真大师被此偈打动，认为日本是“有缘之国”，决心东渡弘法。

下图是唐招提寺藏《东征传绘卷》，这一段画面描述的是公元744年鉴真和尚第三次东渡失败。

在当时的航海技术下，跨越东海发生船毁人亡的事故是常态，来往于唐朝和日本之间的船只几乎有一半被浪涛吞没。

鉴真东渡前后历时十二年，六次启行，五次失败，几经绝境。包括鉴真大师的最得力弟子祥彦、日本僧人荣睿等36人死于东渡，二百余人中途退出，而鉴真大师自己也因为年岁已高、旅途艰辛而导致双目失明。但是鉴真笃志不移，百折不挠，终于实现了毕生的宏愿，此时他已经66岁高龄。

历经劫难之后，鉴真和尚一行人终于到达日本。下图的画面描绘的是鉴真和尚抵达奈良之后，奈良民众前来瞻仰来自大唐的高僧。

佛教的宗派划分很复杂：按照佛教最终追求的成就来看，可以划分为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大乘追求成佛，小乘最高成就是阿罗汉)；按照修行方式，可以划分为显宗和密宗；按照学说划分，还可以分有宗和空宗；按照传播的地域、语言等可以划分为：北传汉地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藏传佛教等。

中原的汉地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主要有八宗：法性宗、法相宗、天台宗、贤首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性、相、台、贤、禅、净、律、密八大宗派。另外有两个小乘佛教的宗派：俱舍宗、成实宗。我们熟知的少林寺修习的是达摩祖师所传禅宗，是禅宗祖庭，而鉴真法师则是持戒律最严的律宗著名高僧，是江北淮南地区的佛教“宗首”。

日本东大寺大佛殿供养的卢舍那大佛

鉴真是第一位来到日本的律宗大师，受到日本上至天皇，下至僧俗百姓的热烈欢迎，被封为“传灯大法师”、“大僧都”，统领日本所有僧尼。日本天皇、皇后、皇太子和其它高级官员都接受了鉴真的三师七证授戒法，皈依佛门弟子。鉴真大师也成为“传戒律之始祖”，是日本律宗的开山祖师，推动了佛教成为日本国教。

下图为《东征传绘卷》（局部）。这一段描绘的画面是鉴真法师在东大寺戒坛上为圣武太上皇和光明皇后授菩萨戒，又为四百四十名沙弥授戒。

在鉴真大师东渡前，日本为了学习和借鉴唐朝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以及科学技术，推进日本国内的“大化改新”等诸项改革，向唐朝派出遣唐使已经有120余年。唐朝从唐初开始实行的赋税制度是“租庸调制”，日本也学了去。

所谓“租庸调”，概括起来就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庸调”是以人丁为本，不论土地、财产多少，都按照人丁征同样的赋税。租即田租，每丁（男丁）每年要纳粟二石；庸则是力役，每年替政府服劳役二十日；调是户调，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

“租庸调制”实施的成败关键是“均田制”的推行，即朝廷将国有土地按照人口实行分配的制度，另外，地主的土地不属于均田范围。

根据最初设计，每个十八岁以上男丁，授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人死后口分田由衙门收回实行再分配，而永业田可以继承。

东汉末年以来的数百年间北方长期战乱，特别是南北朝时的五胡乱华，造成人民流离失所，人口凋敝，田地大量荒芜。从北魏时起就开始实行均田令，将国有的大量荒地按人口分配给农民，农民向政府交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这样就使得政府控制的自耕小农这一阶层的人数大大增多，保证了赋役来源。唐朝建立，中国终于结束了数百年的战乱，随着“租庸调”制等一系列制度的推行，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极大发展。

大化革新中，日本仿照唐朝推行“租庸调”制。但是，由于日本国土狭小耕地不多，又没有经历过中国东汉末开始的数百年战乱，没有那么多抛荒的田地，且日本的农耕技术低于中国，日本学去的“租庸调”走了样。一则是分给农民的土地达不到唐朝分配给农民的水平，二则是日本农民种田的水平不如唐朝的农民，产量低，产出缴纳赋税后所剩无几。“租庸调”反而加重了日本人民的负担，人民为躲避沉重的租税和逃避徭役，不是“逃亡他所”，就是“寂居寺家”。

在当时，日本人出家为僧基本没有什么限制，受戒不必三师七证，只要有一戒师即可。而且就算没有戒师，只要自己觉得自己可以当和尚，就可以宣布自己是和尚了，所以当时日本僧人差不多都是“自度”、“私度”为僧的。而且日本的僧人没有什么戒律约束，该开荤就开荤，该那什么就那什么，顶多就是顶个光头，平时多跑几步路，完事后回寺庙里待着罢了。日本社会从上到下都对佛教很推崇，但是对这样的僧人总感觉怪怪的，但是由于对佛法知之甚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六世纪中叶传入日本的佛教，作为日本政治的基础和精神武器，促进了日本国家的文明开化，也利于政府更好地控制日本的社会秩序。对佛教的掌控能使本国摆脱旧有的传统政治体制的束缚，使国内臣民变得顺从，尊重统治阶级意旨。但是寺院势力的过分增长，大批人口出家为僧，又对国家的财政收入造成威胁。

怎样才能达到既利用佛教，又控制佛教的目的呢？答案还是在唐朝——学习唐朝通过佛教内部控制佛教的办法，即实行受戒制度，由著名佛师主持仪式，通过考试确定受戒资格。

要想当和尚都要经过受戒的仪式，佛教由于宗派不同，受戒的内容也多有不同。一般僧人常受的有五戒、八戒、十戒等（想到了二师兄），而戒律最严的大乘佛教律宗教徒，要受二百五十戒，称为“具足戒”。只有自己受过戒的僧人，才可以为其他僧人受戒。

鉴真法师就是一名真正受过“具足戒”的得道高僧，在东渡日本之前，他已经为四万多名僧侣受戒。这正是日本苦苦寻找的最佳人选，因而，受到了日本社会自上而下的推崇，地位远远高于其他东渡日本的大唐、印度、百济等高僧。

鉴真法师在唐代高僧中，是除了玄奘以外，唐朝历史上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高僧之一。鉴真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传律授戒，促进了中国文化向日本的流传。鉴真法师亲自主持建造的唐招提寺成为当时日本佛教徒的最高学府，现为世界文化遗产，日本国宝。寺内的大堂，日本称为“金堂”，历经1200余年风雨，至今屹立于寺内。

扬州大明寺鉴真纪念堂，非常漂亮。

如今，扬州大明寺内最有特色的建筑是鉴真纪念堂，为纪念鉴真法师圆寂1200周年，由梁思成先生设计，于1973年建成。纪念堂按照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仿制，地面盘铺石英砂，周围种植樱花。

杜牧诗有云：“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到了烟花三月之时，会迎来众多游人前来烧香祈福。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饱含了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世代友好的美好愿景，虽然现今一些魑魅魍魉上蹿下跳，但这不是历史的常态，日本终将洗去浮躁，回到自己本来的位置，历史终将回归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