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爱菊，古众人爱牡丹，周敦颐爱莲，我们应该爱什么？

中国的文化里面，对于食物的喜爱是讲究度的，这符合中庸之道。中国有个成语叫做“奇技淫巧”意思是指新奇的技艺和作品。奇:奇异，奇巧，有趣的事。技:技术，技巧，带有技术性的东西。淫:过分，极端，沉迷，上瘾。

孔颖达 疏:"奇技谓奇异技能，淫巧谓过度工巧。二者大同，但技据人身，巧指器物为异耳。这一提法最早来自于《尚书·泰誓下》里周武王声讨商纣王的一条罪名：“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

此种风气自汉代开启，元亡明起后尤甚，如汉代大儒郑玄就明确提出这么一句杀气腾腾的口号：“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在这种不良风气之下，难怪著名科学家张衡在《应闲》一文里曾大发感喟：“故尝见谤于鄙儒。深厉浅揭，随时为义，曾何贪于支离，而习其孤技邪？”

但是说这个跟古人以物来比喻品格有什么关系呢？一个是科学，一个是处世的态度，感觉风马牛不相及，其实这里面却有暗含的关系。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一文曾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陶渊明为什么爱菊呢？周敦颐解释说：“菊,花之隐逸者也。”也就是说，他认为陶渊明爱菊是爱菊花的品格。周敦颐的这个看法，对当时和后代很有影响，成为一种传统的看法。菊花在后人的心目中几乎成了陶渊明的化身。但如果我们结合当时士大夫文人的生活，认真研究一下陶渊明诗中的咏菊之处，就不难看出：陶渊明推崇菊花，并不全是如后人所说是爱菊的品格。他爱菊的真正原因，乃是爱菊花的药用价值。他爱的是服食菊花，爱的是饮菊酒。

也就是说，他的品格是自身的，而因为这种品格的延伸，即便他爱喇叭花，也会被联系到相应的品格上去，看起来牵强，但是又比较合乎国人的习惯。

于是牡丹兴盛时候的唐朝，全国都爱，以致影响到今天，周敦颐爱莲花，倒是直接告诉了它拟人化的高贵品格，花因人贵，人因花骄。但是也约束着自己的行为。比如陶渊明是晋末宋初的一位杰出诗人，他做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等一些小官。他不满士族把持的黑暗统治，不愿与其同流合污，更不愿对之卑躬屈节。他做彭泽县令时，恰好碰上督邮来视察工作，县吏告诉他，“应束带见之”；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当即辞去彭泽令，决心远离统治者，洁身自好。

但是古人爱什么其实跟自己的性格有关，那么这个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提出，“中世纪的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世界。中国一长串重大的技术第一包括铸铁、罗盘、火药、纸、印刷术以及其他许多发明。它在政治权力、航海和海上管制方面也曾在世界上领先。”而之所以后来中国的技术停滞不前，就在于中国在统一之后就一直缺少竞争中国在地理上的四通八达最后却成了一个不利条件，某个专制君主的一个决定就能使改革创新半途而废，而且不止一次地这样做了。相比之下，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几十个或几百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小国和发明创造的中心。

如果某个国家没有去追求某种改革创新，另一个国家会去那样做的，从而迫使邻国也这样去做，否则就会被征服或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欧洲的地理障碍足以妨碍政治上的统一，但还不足以使技术和思想的传播停止下来。欧洲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专制君王能够像在中国那样切断整个欧洲的创造源泉。

中国古人追求精神的安逸，要远比身体的舒适要多得多。所以古人对衣食住行的讲究，远没有我们现代人那么激烈。这个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习惯是相关联的。

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世界的进程在这样一两百年的发展，仿佛一次厚积薄发的大井喷，无论守旧派如何诟病，它势不可挡，但是也造成了一系列的后遗症。美国当年的西开和日本二战后的隐忍，都在很大程度了促成了自身的发展。但是因为文化理念的不同，即便是像好模仿的日本，他们学习中国文化，其实只是皮毛，但是日本人认得是一种“死”，这种“死”远没有国人的灵活，但是抛开一些宿怨，日本的“死”恰恰是另一种“活”。他们坚守的一些东西，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很多都还是中国古人所宣扬和肯定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换句话来说，我们自然不必效仿国外，但是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因为提出问题的那一刻，就是解决我们自己的麻烦的开始。

中国认为喜欢一个事物，不是只喜欢它迷惑人的外在，而是应该看到它的内涵是否能契合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凡是有可能沉迷和难以自拔的东西，都是执念，一时的欢悦，最终是乐极生悲。所以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在以前总是要有圭臬之中，现在的逻辑是一切能为我所用，创造价值，现在有身体的愉悦，再谈精神的丰富。也就是谈素质，那是有钱人的事情。对于老百姓，最爱说的就是我得先吃饱饭。

今天你可以给我讲古人的情怀，道德伦理，但是你不能强加于我。有人说中国社会的本质不是儒家社会，而是“外儒内法”的社会，而法家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安全”，我觉得有道理，但是不全对。不管因循哪套理论，最终必须有法去约束。如果没有规矩和方圆，那么这个世界一定会乱套。

有人会问为什么现在每个国家都在努力追求技术，按照传统的理解是不是杀鸡取卵，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现代国家间剧烈竞争，“落后就要挨打”。而近代欧洲之所以发展出科学，和欧洲小国林立，竞争激烈有关。军事是最促进技术的发展的。而古代中国，在东亚土地上，没有其他同水平的文化与之竞争，战乱时热衷杀人放火，技术得一遍遍重来，造纸术在中国就重新发明了几次。我们祖先不太追求舒适，呼吁“心静自然凉”那是对性格的磨练，并不是一种消极行为。

如今的时代，我们科技发达，物质丰富，但是内心很多人还是不够安定，这不单单是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表现，更多的是，我们追求了半天以后，发觉自己内心还是空落落的，因为我们很多人习惯了舒适于富足的标准，而当高空跌落时，我们找不到可以支撑自己坚强的支点。这就是我们缺失了信仰。

陶渊明爱菊，古众人爱牡丹，周敦颐爱莲，我们应该爱什么？其实要说的就是我们时代的信仰是什么？每一个时代除了对物欲的满足，还应该保留或者保持什么。古人在文化里为什么喜欢以物言志，而怕玩物丧志，也是这个道理。你追求的东西，要有信仰的基础和自己掌控的度在里面。只有这样，当你得到或失去的时候，你内心才是安定，才能宠辱不惊。

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曾在百多年前的晚清写了一部《中国人的性格》以西方人的眼光非常有见地地谈到民族性格，他认为技术进步给普通人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舒适。既然不追求舒适，那么追求技术进步，也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我们不拒绝进步和科技，但是修身养性律己更不应该丢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