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庆销兵：唐穆宗的省钱削藩妙招，咋还"销"空国库，"销"反藩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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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初三，皇太子李恒即位于太极殿，是为穆宗，第二年改元长庆。
唐穆宗是一个不知节俭的皇帝，他即位后，为了缓和各方面的矛盾，不惜大肆赏賜，以博得统治阶级各层人士的欢心。这种赏赐数额巨大，次数频繁，给国家的财政支出带来很大的负担。
1、靠赏赐坐稳皇位
大体看来，长庆年间的经济形势要比元和时期有所好转。
由于唐穆宗实行宽松的经济政策，加之又整顿赋税，提高食盐、茶叶的价格，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很多，这也多少改变了昔日“国库空虚，帑藏无几”的状态。
在这一时期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比较稳定，国家控制的户口数不断增加。
元和十三年(818年)，户部计帐有户总二百三十七万五千四百，口总一千五百七十六万。至长庆中，全国在籍户数三百九十四万四千九百余户，比元和时高出一百五十余万户。户口增加了，国家赋税的总额相应也就扩大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长庆年间的财政状况并未因赋税的增加而有所缓和，相反财政危机仍不断加剧。这是何故呢？
缘由却是与唐穆宗赏赐无度浪费了大量的财物有关。
归纳起来，唐穆宗的赏赐有四种情况。
第一是对军队将士赏赐财物。
唐穆宗即位，神策军有拥立之功，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下令神策军人赐钱五万。朝中宰相认为赏赐太厚，难以再继，乃下诏称：
“宿卫之勤，诚宜厚赏，属频年旱歉，御府空虚，边兵尚未给衣，霑恤期于均济。神策军士人赐绢十匹，钱十千，畿内诸镇又减五千。仍出内库敛二百万匹付度支，充边军春衣。”
同年十一月，幽州节度使刘总奏请落发出家，辞去节度使之职，将幽州隶属于政府管辖，并请放免钱一百万贯，穆宗当即应允，遣谏议大夫郑罩诣州宜慰。结果不久，即发生朱克融兵变，唐穆宗收复河朔三镇的计划落空。
此后，穆宗对军队士兵的赏赐仍接连不断。长庆三年(823年)，穆宗幸安福，又赐留京及金吾卫率布帛各有差。大量的赏赐，不但没有稳定军心，反而助长军队将士的骄傲情绪。
《旧唐书·穆宗纪》说：
“上驭军之道，未得其要，常云欲戒我臣，故即位之初，倾府库颁赏之，长行所获，人至巨万，非时赐与，不可胜纪。故军旅益骄，法令益弛，战则不克。”
第二种情况是对宦官的赏赐。
穆宗是靠宦官的帮助夺取帝位的，为了报答宦官的恩情，除了加官许爵外，还要赏赐钱物。元和十五年(820年)四月，对内侍省见管高官白身，计四千六百一十八人，除官员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外，其余单贫，无屋室居止，每人加衣粮半分。
长庆元年(821年)，又赐宣徽院供奉官钱，紫衣者百二十缗，其他人员数量不等。
第三种对于文武百官和佛教僧侣的赏赐。
唐朝中后期，由于财政吃紧，文武百官的俸禄有时也不能保障。为了笼络官吏，皇帝经常临时赐给手下文武百官钱物。元和十五年(820年)十月，对京百司共赐钱一万贯，由御史台据司额大小，公事闲剧均之。
长庆元年(821年)正月，穆宗改元年号，又对内外文武及致仕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加一级。并按旧例，赐缉二十万四千九百六十端匹。长庆二年(822年)十一月，赐内园使公廨钱一万贯，军器使三百贯。同年，翰林学士韦处厚、路随撰成《六经法言》二十卷，穆宗赐绵彩二百匹，银器二百。
唐宪宗、穆宗对佛教十分热衷，因而对佛教僧侣的赏赐也很多。如长庆三年(823年)，穆宗幸兴庆宫，至通化门，赐持盂僧绢二百匹，从官金、银铤有差。同年十一月，穆宗又御通化门，观作毗沙门神，观完之后，龙颜大悦，又赐绢五百匹。
此外，长庆时期，还对遭水旱地区的百姓进行赈济。长庆二年(822年)七月，陈、许、宋等地发生水灾，赈粟五万石。
十二月，淮南地区因饥荒而发生农民哄抢官府粮仓的事件，穆宗为平息此事，又出布二百匹，赈济灾区。唐穆宗的这些赏赐，耗费了许多国家财物。
2、唐穆宗削藩三原则
唐穆宗即位，改变了元和朝对藩镇的强硬态度，开始姑息戎臣。
其主要措施有三：
第一，沿袭宪宗朝不断更换节度使职位。
如在元和十五年(820年)十月，以魏博等州节度观察使、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侍中、上柱国田弘正充任成德军节度使；以镇冀深赵等观察度支使、朝议郎、兼监察御史王承元充义成节度使；以义成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愬为魏博等州节度使；以义成军节度使刘悟依前检校右仆射、充昭义节度使；以左金吾将军田布为河阳三城怀孟节度使。
唐穆宗企图通过不断更换节度使的办法来改变将专其兵的局面，这种想法是正确的。
但是，不断变换藩将也带来了新的矛盾。由于原来节度使换到其他藩镇，不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与当地将卒没有感情，加之多年担任节度使之职，奢侈浮华，很容易引起与新任部众的不和，激起兵变。如后来卢龙朱克融之乱、王庭凑反抗，皆由此原因而引发。
第二，唐穆宗即位后，不懂驭军之道，以为只是对藩镇不断赏赐，对地方节度使不断迁升即可使他们归附朝廷，不再反叛。
如在元和十五年(820年)，中央财政紧张，穆宗命户部、度支减发官吏的工资，每贯抽五十文。朝中文官皆在此限，而武官俸料却不在抽取之列。说明对武官还是给予特殊照顾的。此后，唐穆宗不断地赏赐给藩镇将士财物，以收拢人心。
如在长庆元年(821年)，灵武节度使李听奏请在淮南、忠武、武宁等道防秋兵中取三千人赐给衣服粮食。卢龙节度使刘总弃官出家，请朝廷赐钱一百万贯，穆宗也从之。
后来，又赐成德将士钱一百万贯。唐中央不断地赐钱给军队将士，想以此来维持对地方军队的领导，结果适得其反，反而更加助长了军队的骄傲情绪。
《旧唐书·穆宗纪》评价道：
“即位之初，（穆宗）倾府库颁赏之，长行所获，人至巨万，非时赐与，不可胜纪。故军旅益骄，法令益弛，战则不克，国祚日危，”一语道破真谛。
此外，唐穆宗对藩镇将士还不断加官进爵。
长庆二年(822年)三月，他亲下诏书，说：
“武班之中，淹滞颇久。又诸荐送大将，或随节度使归朝。自今以后，宜令神策六军军使及常参武官，各县历任送中书门下，素立大功及有才器者，量加奖耀。常参官依月限改转，诸道军府带监察以上官者，限三周年即共改转。军士死王事者，三周年内不得停衣粮，先于留州留使钱内每贯割二百文助军，今后不用抽取。”
至于那些大的藩镇节度使，更是兼职无数。如田弘正为魏博节度使，他还身兼光禄大夫、检校司徒、侍中、上柱国、祈国公等职。
唐中央肆无忌惮地赏赐地方藩镇财物和官爵，并没有笼络住他们的军心，反而助长藩镇将士的贪心。若一旦朝廷不再赏赐，他们就先后反叛中央。
第三个措施就是长庆销兵。
穆宗胸无远略，采纳了宰相萧俛、段文昌的建议，实行销兵之策，史称“长庆销兵”。
次年，卢龙朱克融、成德王庭凑相继叛乱，唐廷再失河朔。《新唐书》、《资治通鉴》认为这两次叛乱皆由“销兵”而引起的，长庆销兵是错棋一着。
检阅史籍，销兵的正式提出是在穆宗即位初，《旧唐书·萧俛传》记载：
“穆宗乘章武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而俛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销兵。”
对于萧俛、段文昌两人提出的建议，我们认为，销兵是长庆初年政治、经济形势的反映，它与宪宗朝用兵政策是相辅相成的，归根结底是为了削弱地方割据势力。
自元和以来，宪宗接连对藩镇用兵，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有所缓和，连长期闹割据的河朔三镇也有归顺的表示，此时对藩镇再动干戈已失去意义。但是，地方藩镇仍握有重兵，如不削弱其军事力量，仍有再次反叛中央政府的可能。
采取销兵，会使藩镇兵数逐渐减少，可以收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另外，实行销兵之术，也是晚唐时期，中央政府财政危机所使然。安史之乱后，地方割据势力星罗棋布，遍满海内，“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他们各拥强兵，“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
中央财赋收入靠江南八道，赋税收入仅及天宝税户的四分之一。与此相反，中央为了抵制藩镇势力，不断扩充军队，增加军费开支。尤其是宪宗时，长期与藩镇交兵，致使“府藏空虚”，“财力不赡”。
穆宗为了缓和财政危机，想通过销兵来削减军费开支，这当然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销兵之术，不始于萧、段二人，而始于白居易。
早在宪宗时，白居易作《策林序》，就提出了这一问题。
然而，这次销兵的结果却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它没有削弱藩镇的势力，反而引起了藩镇的叛乱。
3、销兵如何引发藩镇的叛乱？
长庆销兵的失策之处在于没有安置好遣散的藩镇士兵，使他们“伏于山林”，合而为盗。既然唐政府允许他们脱离军队户籍，从此就可以安心生产，那么这些被遣散的士卒为何还不“情愿居农”？
关于这个问题，必须从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寻找答案。
唐朝建立伊始，推行北朝以来的均田制度，这对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稳定人民生活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土地兼并在唐后期尤为严重，形成所谓“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的局面。
农民在均田制下授田已明显不足，但却要交纳法定的租调，还要承担各种徭役、兵役。农民在租调、徭役和兵役的重重盘剥之下，只落得“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
自耕农民纷纷破产，逃亡农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破产的农民为求生计，一是依附于大土地所有者，成为他们的庄客、佃户；或是聚集山林，打击封建地主的统治；再者就是应募参加军队，成为职业雇佣兵。
当兵在唐五代时期是破产农民谋生的一个重要途径。当唐政府实行销兵之策，又没有很好地安顿他们时，这无疑如同从他们手中夺掉饭碗，会引起他们的反抗。
其实早在销兵之前，唐德宗时，黜陟使洪经纶到河北，想减魏博兵四万，使其归农。当时魏博节度使田悦表面听命，依符罢兵，背后又把所罢士兵召集在一起说：“尔等久在军戎，各有父母妻子，既为黜陟使所罢，如何得衣食自资。”
这番话，很能说明士兵的身份和他们当兵的缘由。《旧唐书·穆宗纪》长庆元年二月条批评萧俛等“不顾远图，乃献销兵之议”，这里所谓的“远图”只是泛泛地说萧俛等没有远大的眼光和长久的打算，并没有确指“远图”究竟是什么。我们认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使兵士“情愿居农”才是真正的远图。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认为，宪宗时主张用兵的士大夫，大抵属于后来所谓的李党，反对用兵的士大夫则多为李吉甫之政敌，即后来所谓的牛党。
因此，元和一朝主张用兵的始终柄权，用兵政策得以维持不改，及宪宗被弑，反对党得胜，于是有销兵之议，也就是说，销兵与用兵成为牛党、李党斗争的焦点。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朱克融、王庭凑叛乱，再次拉开中央与地方争斗的序幕。
在这场较量中，穆宗积极平叛，下敕从两税留州留使部分钱中每贯割二百文，并出内库钱五万贯以助军用。讨成德王庭凑，穆宗急于讨贼，求胜心切，嫌讨叛主帅进展不快，曾三易主帅，这都表明穆宗与藩镇势力势不两立的决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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