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种田，朱熹教书！知识分子如何熬过人生低迷期

把知识分子这个事情当成一个职业，就是知识分子最大的不明智。连当农民，你也当不成。孔子说，其泄冶之谓乎？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丨连清川

在孔子的人生中，大多数的时间是颠沛流离，行走在路上的。好在他名气大，总是有诸侯国的人，愿意接待他，所以多数的时候，他倒还衣食无忧。

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其实最重大的问题，是他对自己的信念起了疑问。

孔子最大的危机，可能就是被围在陈蔡之间的那一次。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吴国攻打陈国，楚国出兵救陈。楚国的主帅听说孔子在附近，就派人去聘请孔子。

陈蔡两国的大夫就开始都紧张了起来。因为楚国这时候是两国的宗主国，而孔子向来以削弱大夫的利益而闻名。他们担心，如果任由孔子去楚国当官，他们的地位就保不住了。

于是，孔子在走到半路的时候，就被陈蔡派来的人给围住了，根本去不了楚国。更加糟糕的事情是：他和他带着的一行弟子，全都断粮了。

▲周润发主演电影《孔子》（图/截图）

接下来的故事，在孔子事迹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把三个著名的弟子，子路、子贡和颜回都叫来问话。问题都是同一个：

“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

《诗经》里面说，我们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要流落在野外。是因为我们的道错了吗？我为什么会落到如此田地？

后世的许多解释，都说孔子是借机教育了一下自己的弟子。但是我觉得这其中颇有蹊跷。在这样的一个危难时间里，教育弟子难道是一件紧急的事情吗？难道不是去找粮食更关键吗？

我怀疑，这其实是孔子自己的信念处在一个犹疑的状态中。他有答案，但是他想寻找支持。

所以，子路和子贡的回答，让孔子很失望。子路说，可能是我们的修养还没达到？子贡说，我们的水平已经够高了，但是咱们能不能妥协一下？

只有颜回很斩钉截铁地说：咱们的修养和水平，都已经是最大的了。因为那些当官的看不懂，这是他们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

孔子就很开心，跟颜回说：如果你富贵的话，我愿意去给你当家宰。

后世的儒家，往往愿意把孔子当成一个意志坚定，永不妥协的榜样。但是当真正的劫难降临在自己的头上的时候，每个人却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所采取的自我疗愈的方式，又都各自不同。

01

对于苏轼来说，这种信念的怀疑来势汹汹，几乎让他换成了另外一种人。

他的前半生太顺利了。20岁考上科举的时候，他的老师是名满天下的“副宰相”欧阳修，几位宰相韩琦、富弼，都对他极其欣赏。即便是他的政敌王安石，尽管认为他的学问“类战国纵横家”，但依然承认他是非常有才的。

他公开反对王安石的变法，直接在朝廷和老王论战，并且一怒之下写了《上神宗万言书》，连“（天下）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这种过头话都说了出来，可是也没人拿他怎么样。

所以他虽然不得志，但是大概以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宽容并且和谐的吧。所以他在外放做官的杭州、密州和湖州几个地方，依旧肆无忌惮地写诗作文，痛骂新政和当局。

于是就来了乌台诗案，他在御史台里，关了整整八个月，然后流放黄州。

▲纪录片《苏东坡》（图/截图）

他刚到黄州的时候，说了两句话，一句是：“自喜渐不为人识”。

另外一句是首诗“畏人默坐成痴钝，问旧惊呼半死生。”

他有意地避开人群，避开自己熟悉的圈子，并且远离政治这个是非圈子。尽管这时候苏轼已经44岁了，但是对于经历了真宗、仁宗两朝言路宽松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说，他们都显然有着浓烈的政治幼稚病。

更大的打击是没钱。对于一个20岁成名的人来说，钱从来就没有成过问题。况且，宋朝给官员的俸禄相当可观，苏轼当官之后很快就在汴京买了个小园子。

在后来的宦海生涯中，苏轼从来都是随挣随花，像个月光族。

在黄州，和他一起生活的有十几个人，妻子，三个儿子，侍妾朝云，还有弟弟苏辙的家眷。一年之内，他把过去几十年不多的存款就花完了。

北宋被贬谪的官员，朝廷只给一点非常微薄的生活补贴，根本无从养家糊口，而且这笔补贴，还经常被地方官员挪用、克扣或者拖延。

苏轼一家眼看就要挨饿的时候，幸亏他的朋友马梦得帮他从官府那里，求来了50亩荒地，这就是著名的东坡。

苏东坡成了一个农民，一个真正的农民。他把这50亩地玩出了花：他在上面盖了著名的房子雪堂，除了种麦子，还种蔬菜，还种了许多的果树。

他和其他周边的老农民没有什么差别，担心庄稼是否能够存活，担心水源的问题，担心干旱和洪涝，担心家里惟一耕田的老牛生病。

因为在田里劳动日晒雨淋，变得又黑又瘦，他甚至怕远道过来看望他的堂侄不认识。

许多人都以为，以苏东坡的才名与交友，虽然落魄黄州，但是生活上就算不能维持锦衣玉食，也是性命无忧。但是事实上苏东坡在黄州的4年时间里，完全依靠东坡的50亩地，力耕谋生。

他的朋友孔平仲误会他，说他不肯开口求帮忙，他苦笑回答说：故人嗔我不开门，君试我门谁肯屈。

他在前后赤壁赋中所提到的，来看望他的朋友，是僧人、道人、流亡者、酿酒官。虽然当地的地方官很仰慕苏东坡，并且经常也会想要接济，可是毕竟风险太大。事实证明，没过多久，也真的被落了职。

黄州贬谪和种田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苏东坡的后半生。一来他知道了，也习惯了人情淡薄，即便名满天下如他，也难免孤独寂寞。在返回朝堂之后，他又成为了社交关系的焦点。但是当他再次被贬到惠州的时候，同样的门可罗雀的遭遇又上演了一遍。

其中典型的故事是李公麟，北宋最著名的画家之一。苏东坡如今存世最逼真的画像，就是李公麟画的。在北宋文人朋友圈中知名的西园雅集，苏东坡和李公麟是焦点，并且苏东坡自己认为，李公麟和他之间，是真正的友谊。

但是苏东坡再次被贬之后，李公麟一封信都没有给苏东坡写过。

但是他却泰然处之了很多，不再故意避免交朋友，反而主动到处交往，通过唱和来安慰寂寞的日子。

尤其后来到了海南，连识字的人都没几个。可是苏东坡成为了当地的“社牛”，连当地的黎族人，都和苏东坡关系良好。

当时是遥远边疆的海南连种地的机会都没有，更加几乎没有什么肉食。所以苏东坡在海南能够活下来，一来靠和儿子一起挖野菜，二来，黎族邻居经常会给他送一些猎物。

从黄州生涯开始，苏东坡几乎是一直在避免重返官场。他和弟弟苏辙一生中惟一且重大的区别，就在于黄州之后，苏东坡本能地抗拒重返官场，并且一心一意，只想回老家四川眉州种地。

因为通过黄州的农民生涯，他知道，依靠几亩薄田，也能养活自己，并且过得非常快乐。事实上，苏东坡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有一大半是在黄州写作的，包括《临江仙·夜饮东坡》、《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前后赤壁赋、《夜游承天寺》。

复旦大学朱刚老师在《苏轼十讲》中，有一个非常惊人的论断。他说，苏东坡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异议分子，他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职责，是批评。

这样的政治理念，是根本不可能在朝堂之中生存的。王安石当政的时候，他反对新政；司马光当政的时候，他反对废除免疫法。

苏东坡在黄州之后，就已经明白了政治是凶途，他后半生中，大概写了有上百封的辞职信。他首要的诉求，是回眉州种地；如果不得不留在官场的话，他只求外放一州。

一个异议士大夫，最好的归宿，是躬耕和写作，而不是进入政治中心。

02

但是朱熹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明白苏东坡后半段人生的感悟。

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认为朱熹一生中最羡慕的人，其实暗搓搓地，是他老师的精神导师程颐的政敌王安石。

因为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唯二所谓得到了君主的完全信任，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推行政治理念的人，也就是“得君行道”。另外一个是诸葛亮。

但是在朱熹的漫长70年生命之中，他真正做官的时间，却只有7年多。

不过朱熹比较清醒的一点，是知道如果君主或者宰相和他的理念不合的时候，他就不肯出来做官。他先后八次抗拒朝廷的征召。

但是好笑的地方在于，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所有国家的哲人，似乎都有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他们自己虽然没有机会“得君行道”，但是都想培养“哲人王”，就是通过教授出牛叉的弟子，来获得生命的成功。

因此，朱熹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奉献给了教育。按照台湾“中研院院士”陈荣捷先生的统计，朱熹一共有入门弟子476人，而没有入门但是承认为弟子的，有21人。

他一共建过3个精舍，重修过两个书院。最早的书院是在母亲墓地不远地方的寒泉精舍，在武夷山山麓的武夷精舍，以及最后回到建阳所建的竹林精舍。

重修的两个书院，都是他在当官的时候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所建，一家是白鹿洞书院，一家是如今依然大名鼎鼎的岳麓书院。

不过和苏东坡一样，朱熹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蓄财，所以一生都过得非常潦倒。在他给朋友写的信，甚至是给皇帝的奏折里面，都反复出现几个字：“贫病日侵”，“贫病支离”。

▲纪录片《大儒朱熹》（图/截图）

朱熹的贫穷，在善待士大夫的宋朝时代，几乎可谓是罕见。关于他的穷困，历史上记载颇多，比如他非常喜欢的学生兼女婿黄榦，朱熹一直想给他建个小房，却一直没钱；想给自己建个家庙，也没钱；送他自己的儿子去金华读书，连个书童都请不起。最夸张的是晚年回到建阳，想给自己盖个宅子养老，房子还没建完就没钱了。

他所建的三个精舍两个书院，全都靠学生的捐献。但是他却公私分明，这些捐献的钱，全部仅用于建教室宿舍，还有学生的饮食，却并不用在自己身上。

不过朱熹的专业技能的确很强。陈荣捷说，在朱熹的近500个弟子中，有两个彦忠，两个谦之，三个光祖，三个德之，四个敬之，但是他从来没有混淆过。

朱熹的个人生活，主要靠几部分的外快：一是帮人写墓志序跋，这块的酬劳其实相当丰厚，有一次他帮别人写传记，人家把祖传的《汉书》送他作为酬劳，不过他转手就捐给了白鹿洞书院。还有一项是印书。南宋的时候书籍流通买卖已经很普遍，因此出版书籍也成为了一门生意。

当然，你可以想象，朱熹出书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宣扬自己的学说，经济目的其实非常有限。

尽管朱熹不怎么看得上苏东坡的学术能力，但是在政治幼稚病上，他和苏东坡也没啥大差别。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南宋最大的奸臣之一，韩侂胄发动了庆元党禁，把朱熹列为最大的反动分子，并且刊刻了不能录用的学人名单。

结果朱熹大喇喇地说：我又没有作诗讪谤朝廷，只是和一些朋友一些讲习古书，如果这都不让干的话，还能做什么？朝廷的人说只要沉默就可以容忍，我不去击鼓鸣冤，就算是沉默了。难道在自己屋子里说话也不敢吗！

对于知识分子，宋代是真的相当地宽容了。

03

残酷的朱元璋所开创的残酷的明朝，知识分子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被廷杖直接打死的人暂且不说，被流放到边缘的人，也是生不如死。

其中著名的案例就是杨慎。

杨慎的父亲是杨廷和，是直接扶植嘉靖皇帝上位的第一功臣。在《大明王朝1566》里，海瑞是直接和嘉靖顶牛的人，但是其实杨廷和、杨慎父子在和嘉靖的冲突中，是更加激烈的。

嘉靖当皇帝没有多久，就有一个巨大的君臣矛盾：嘉靖想把自己只是一个王的父亲也抬到皇帝的称号上，但是遭到了大多数臣僚的反对。在一场官员的集体游行抗议中，嘉靖大开杀戒，派出太监当街殴打官员，这就是著名的左顺门血案。

杨慎是领头之一，嘉靖两次廷杖，差点没把他打死。之后还不罢休，把他“永远充军”云南永昌。所谓永远，就是就算他死了，他的后代还必须顶替他的位置。

杨慎30多岁被充军，在云南永昌呆了30多年，到70多岁也没有得到嘉靖的原谅和赦免，老死在永昌。

▲电影《兹山鱼谱》剧照（图/网络）

2021年韩国电影《兹山鱼谱》，讲了一个朝鲜李朝官员丁若铨被流放到海岛，写了一部著名鱼类研究专业书的故事。

对于杨慎而言，丁若铨的成就实在差得有点远。在杨慎客居云南的30多年里，他几乎成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一共写作了170部作品。

他考察云南的语言，写了几部与古代汉语相比较的语言学著作包括《古音略》、《古文韵语》等。因为生活苦闷，返乡无望，他在云南期间到处旅行，于是又写了几部地理学的著作，包括《滇程记》和《滇载记》。因为云南气候大异于中原地区，他又写了一部气候学专著《滇候记》。

不用说，作为一个充军的人，杨慎的生活当然是一生困苦的。杨廷和去世的时候，杨慎也没法回去奔丧。为了能够返回故里，杨慎在当地娶了两个妾，生了孩子，然后请求朝廷以长大成人的儿子替代充军，也没有被嘉靖批准。

04

最近一直在听山东大学晁岳佩老师讲春秋左传。

春秋时候，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是君臣通奸。陈灵公和他的两个臣子，孔宁和仪行父，同时和另外一个臣子夏御叔的妻子夏姬通奸，他们甚至无耻到在朝堂之上各自穿着夏姬的汗衫，相互玩笑。

大夫泄冶看不下去了，劝谏陈灵公，如果君主和臣下一起宣扬淫行，那么百姓就无所效仿，也会道德败坏。大王还是把那个汗衫收起来把。

孔宁和仪行父盛怒，于是在陈灵公的默许之下刺杀了泄冶。

《左传》在这个时候突然引用了孔子的话说：民之多僻，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翻译过来的意思说，民间已经有了很多邪僻的事情了，不要想要立法去纠正他们。这说的不就是泄冶吗？

晁老师说，这个引文，在历史上有许多争议。很多人认为，孔子不会说这个话。因为泄冶劝谏君主，难道不应该是得到鼓励的正义行为吗？

孔子的原话前面，其实还有一段：泄冶对于陈灵公来说，坐在大夫的位置上，并没有骨肉之亲，却贪恋禄位，在乱世之中当官，以区区一个个体，就想要纠正一个国家的淫乱昏庸，死了也没有带来什么好处，真可以说是浪费了。

晁老师说，这才是孔子真正的智慧。孔先生从来不提倡无谓的牺牲，而是认为，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国家正派的时候，要正直言行，国家无道的时候，要谨言慎行。

当代最成功渡过危机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导演李安。

▲李安曾三获奥斯卡（图/网络）

李安从纽约电影学院硕士毕业出来之后，根本找不到工作，更不用提当导演了。

于是他在家里蹲了整整六年时间，负责做饭，接送孩子，打扫家务。

李安拿了奥斯卡，有人问他妻子，你养了他六年时间，是怎么做到的？妻子回答说：没做什么，我只是不管他而已。

但是最近看见一个访谈，李安说，我现在还是每天勤勤恳恳做家务，做饭。

过了这么多年，我依然觉得，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获得她的尊重。

为什么突然说李安？因为什么时代的知识分子，其实遭遇大致都是相同的。无非一是穷困，二是不得志。

但核心的问题在于，无论是苏东坡，还是朱熹，还是杨慎，他们最终的志业只要一个，那就是得君行道。苏东坡只想当农民，却始终都做不到。

李安的运气就好在，他生活在一个现代世界里，他有一个独立的职业，只要坚持，始终能够跳出如来佛的五指山。他所需要赢得的尊重，不过来自妻子。

把知识分子这个事情当成一个职业，就是知识分子最大的不明智。连当农民，你也当不成。孔子说，其泄冶之谓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