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稷下学宫有哪些学者？稷下学宫的学术特色

正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不同的思想流派，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社会局面。于是，一座被誉为是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中国式雅典学院稷下学宫也由此诞生。接下来跟趣历史一起去看一看吧!

1949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的理论。雅斯贝斯认为，公元前600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发生了非常的文化事件，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最终形成了希腊、印度、中国三大古典文化中心。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雅斯贝斯所指的中国的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各种思想交错碰撞，相互批评排斥，又相互吸收交融，形成了为后世所称道的“百家争鸣”盛况，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写下了最为绚烂的一笔。公元前387年，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在雅典郊外创立了阿卡德米学园，俗称雅典学院，讲授哲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心理学、音乐理论等。雅典学院是古希腊的学术中心，汇集了当时最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以及追随他们的众多弟子。大约同时，在东方，在中国，也有一座这样的学术中心稷下学宫。

和希腊的阿卡德米学园不同，稷下学宫是由官方创办的。大约在田齐太公时，齐国就设置了学宫，招揽学者到学宫讲学，兼做政治咨询。因为学宫靠齐都临淄的稷门而设，得名“稷下学宫”，到稷下讲学的学者被称为“稷下学士”。田齐政权给稷下学士以优厚的待遇，并营造了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让他们“不治而议论”。稷下学宫在齐宣王时期达到鼎盛，而它的学术活动，一直持续到齐王建时期，至田齐灭亡才宣告结束，存在了一百五十多年，几乎和战国田齐的历史相始终。

稷下学宫，战国时期田齐的官办高等学府，成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

会聚在稷下学宫的学者，被后世统称为稷下学派。事实上，稷下学宫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学派，而是包含了儒、道、法、名、兵、农、阴阳等诸家学派。稷下学士们在学宫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他们相互辩论，又相互汲取，成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标志。遗憾的是，稷下学士们的著作大多失传了，传世的托名为管仲所作的《管子》，一般被认为是部分稷下学者的论文集。《管子》书中体现的学术融合、兼容并包的倾向，正是典型的稷下学术的特色。

对于稷下学宫，郭沫若曾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儒家亚圣孟子、阴阳家创始人邹衍、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都穿梭其中，传为千古美谈。

宣扬仁政主张的孟子。

孟子名轲。在山东，距离曲阜五十多公里的邹城是孟子的家乡。孟子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他认为人性本来都是善的，推广自己的善心，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这就是仁。他有一个著名的命题，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希望统治者能行仁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虽然也主张统一，但他反对争于利的兼并战争，主张实行“王道”。和孔子一样，孟子也带着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宣传他的仁政主张。但和孔子困厄陈、蔡，惶惶如丧家之犬不同，孟子在各国都受到了统治者的厚待。

当年，在魏国国都大梁，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段对话流传至今。梁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将会给我国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却毫不客气地回答：“王，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呢?只要有仁义就足够了。”对话中的魏国国君梁惠王，早已淹没于历史的尘埃当中，很少有人知道，孟子的名字却深深地印在了中国历史当中。

被后世尊崇为亚圣的孟子，第一次向一国之君阐述行仁义、施王道，后人为此专门修建游梁祠来纪念孟子。相传，游梁祠的大门前曾经书写着这样一副对联：千里而来，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百世之下，莫不兴起，况于亲炙之者乎。梁惠王虽然多次向孟子请教，但他只想着通过战争使魏国扬威于天下，与孟子所主张的“仁政爱民、不嗜杀、省刑罚、减免赋税”等思想格格不入，孟子的仁政主张很难被统治者真正接受。

孟子对梁惠王绝望了，最终离开了魏国。离开魏国后，孟子转赴齐国，他对齐国抱有很大的希望，尤其想尽快到达稷下学宫。到达齐国后，孟子受到很高的礼遇，他继续宣传和发扬他的“仁政”学说，提出了他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庆幸的是孟子实行的仁政最终还是被齐国国君所接受，不过同时这也体现百家争鸣的大环境下，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总会得到与自己意见相投的君王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