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尧舜时期并未形成禅让制？

“禅让制”是指华夏上古时代，帝尧和帝舜这两个帝王没有将天下共主之位传给自己的子孙，而是唯贤是举的传给了更有才能之人的故事。帝尧晚年将大位传给了舜，而帝舜晚年又将大位传给了治水有功的禹。

尧舜禹之间的权位传承被西汉司马迁记载于《史记》之中，世人将那段历史称之为“天下为公”，并将尧舜禹的时代称之为“公天下”。然而自汉献帝以降，及至魏元帝、晋恭帝、宋顺帝等末代皇帝，一路下来的禅让诏书几乎与史书中记载的尧舜禅让时的措辞一致。无一不是褒赞一番受禅之人的功德、贤明，并感叹自己失德无能，禅让之举乃顺应天命云云。在拥有众多详实史籍的基础上，我们当然知道禅让是源于政权力量斗争的结果，那么上古时期史料稀缺的尧舜是否同样有着难言之隐呢。

尧舜禅让不符合正常逻辑

通常对一个历史事件进行考证，人们会采用“二重证据法”，即将传世文献（诸如史书、诗词曲赋等）和出土文物（画卷、铭文、器皿等）进行对照研究，如若相互印证，那便确证无疑了。此种方法由清末至民国初年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首先提出，被中国史学家广泛使用。不过近年来随着史学界更加关注经济、气候、地理、人文等传统史学未曾聚焦的环节（传统史学长期关注政治、赋税和军事层面），人们越来越重视从宏观角度，全方位的对历史事件进行逻辑推理。在此背景之下，通过人类社会普遍规律，去衡量史书中记载的某一具体事件，成为了第三重证据法。

上古时期的出土文物大多与尧舜禅让无关，无法印证此事，因此我们将举证的重点放在逻辑推理和文献记载两个方面。在逻辑推理层面，历代皆有人质疑尧舜禅让的真实性。毕竟但凡稍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权力的斗争和转移错综复杂且凶险无比，又岂会有人白白将之送给他人。尧、舜掌控华夏多年，必定形成了一股自己的行政团队，即便尧舜要将权力赠与他人，他们身边之人又岂会善罢甘休。正因如此，战国时期荀子才说：“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直接将尧舜退位让贤的记载斥为瞎说。而韩非子更进一步的指出禅让的本质是“舜逼尧，禹逼舜”而已。

史书记载相互矛盾

与荀子、韩非子同为战国时代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更赫然记载下了“尧幽囚、舜野死”的事迹。“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这与《史记》中“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的记载截然不同。而在《吕氏春秋·秋恃君览·行论》中，更是直截了当的指出帝尧禅位给帝舜之后，曾发兵逐共工氏于幽州，杀崇伯鲧于羽山。共工被逐、伯鲧被杀都和洪水没关系，反而很有可能是处于对帝舜受禅的不满。甚至当时发兵征伐共工和伯鲧的指令都有可能出自帝舜之手。

然而，虽然《竹书纪年》、《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时期，要早于《史记》成书的西汉初年，但这并不代表它就一定百分百可信。战国时期，群雄并立以争夺天下，富国图强是当时中原社会的主流，亦会影响到当时的历史史观。不论是荀子、韩非子，亦或是《竹书纪年》、《吕氏春秋》都必然会受到当时诸侯争霸的大风潮所影响，天然的排斥和质疑尧舜如此和平的权力交接过程。

《史记》记载中的不合理之处

据《史记》记载，帝尧在位98年，前后一共存世140多岁；帝舜也前后存世差不多110年左右。并且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载的其余几位帝王中，寿命均是出奇的长。然而依据我们现有的生理常识和医疗知识，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合理的，即便是后世活到100岁的老人都如此稀少，更何况是医疗条件和生存条件恶劣的上古时代。

因此有人认为陶唐氏帝尧和有虞氏帝舜时期，应该是这两个部落统治时期的总和，如此也可以解释其他几位帝王为何会如此长寿的问题了。按照历史断代工程计算的年代，人们制定了黄帝有熊氏世系，将帝尧之子丹朱、帝舜之子商均计算在内，一共历经十四帝，大约六百三十年，只是这一划分本身也存在许多争议。比如帝颛顼和帝舜究竟是东夷族群的部落首领还是黄帝子嗣就难以厘清。就连世系和年份都未能确定，《史记》中关于尧舜禹那段历史的禅让记载，更是有许多细节存在司马迁自己想象附会的成分，实在难以被人通篇采纳信服。

《史记》记载中并不存在禅让制

即便《史记》关于尧舜禅让的记载被证实，亦不能证明禅让制是存在的。因为在《史记》关于尧禅舜、舜禅禹的记载中，尧、舜作为当时诸夏族群的共主，对继承人的指定具有绝对权威。换言之，《史记》中并不赞同《竹书纪年》等尧舜禹政变禅让的观点，认为是上古明君凭借自身的权威所作出的退位让贤的举措。退位让贤的原因，并非存在“公天下”的制度性约束，而仅仅是因为尧子丹朱、舜子商均并非不在考虑之列，而是两子都“不肖”，不足以担受大任。

其实按照《史记》的记载，炎黄阪泉之战后的华夏共主就一直是黄帝的苗裔。也就是说世袭制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炎黄部落联盟中就已经逐步得到确立了，而这在一些考古墓穴中已经得到了佐证。在一些婴幼儿墓地中，发现了精美的随葬品，甚至有标识权力的钺随葬。这些财富和权力象征显然不是婴儿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而是来自于强大的家族和世袭制传统。也就是说，上古尧舜的禅让本就是迫于局势的无奈之举，是一次临时采取的措施，并未形成制度化和约束力。如此说来，尧禅让给舜、舜驱逐共工并诛杀鲧、鲧之子大禹逼迫帝舜禅位于自己，就都显得顺理成章了。

综上所述，上古尧舜的“禅让”大概率是存在的。只是禅让的原因很可能并不是出自本心的退位让贤，而是迫于方国部落之间争霸的局势所做出的无奈之举（更进一步的猜想，即舜禹势力做大，成为权臣）。帝舜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毕竟诛杀了伯鲧，他主动禅让权位于身为鲧之子的大禹，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比较有意思的是，经过了夏商周三代上千年的掩盖之后，尧舜禅让还是被王莽拿来效仿，用作篡汉自立的法统依据。而当曹丕篡汉称帝之后，同样举行了一个禅让仪式，礼毕之后却颇为讽刺的对群臣说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