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三长制与均田制的历史影响

北魏时期，统治者在适应和改造中原传统文化的双向互动中，实施了三长制与均田制两种制度，对社会尤其是下层阶级进行了重新整个。这两种制度作为硬性控制手段，为北魏政权的稳固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下面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尽管豪强对依附客横征暴敛比国家的赋税高出几倍，之所以大量人口依附他们只是因为豪强能够给依附者提供土地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因此要想把人口从豪强地主的手中解放出来就得从经济方面入手，利用国家的力量把无主的土地分给他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由此均田制也就应运而生。

由此可以看出北魏政权对基层社会的人口控制考虑到了政治、经济两方面，把三长制纳入国家体制用政治制度打击地方豪强给予小农独立地位上保障，进而用均田制这种经济制度消除了豪强地主在基层社会的经济霸权，国家制度的优越性使得那些豪族的依附者纷纷变为国家的编户齐民。

以上是对两种制度在重塑一个以小农为主体的下层社会这个根本改造中的联动机制进行的解释。可以说二者联动为北魏乃至北朝社会的繁荣强盛奠定了基础，单从当时的户口数就可以看出制度的效益。

北魏政权对于基层社会控制是十分重视的，因为其认识到了国家的强盛之源就在于基层社会。这种社会控制手段三长与均田制度为后来政权继承，为第二帝国的开启奠定了基础，并与唐宋变革深有关联。如何对这种事物进行定位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对这种制度的先进性、是否顺乎历史发展、对后来的影响等。

三长制是对以往乡里制的的复归，是乡里制度在北朝的新形式。作为三长制的行政负责人的三长因为他们大多是有豪强背景，多为乡里“强人”因而三长制设计之初就带有了调和国家与地方豪强矛盾的性质，这也为北魏之后三长制的崩溃埋下了隐患。

在前文中已经提到随着秦汉已降带来的持久的社会动荡，聚落这一人类生存生活的场所也发生着变化，基层聚落的自然属性逐渐增长发展，与具有完全行政性质的乡里制度慢慢貌合神离进而分道扬镳，基层聚落更为独立更为完整，逐渐获得了行政属性。

南北朝时期基层村落以村为主要表现形式大量定型发展，并逐渐获得上层认可取得行政属性，其中以南朝社会为最显著，而北朝社会由于三长制的实施打断了村落行政化的进程，在此可以说是对乡里制度的重回，是基层聚落自然发展的中断。历史发展正是这样难以捉摸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或许是新兴的少数民族政权，他们勇敢、率直、原始、朴素、简单，他们衷心喜爱着迷汉族文化传统并愿意把自己改造为中原文化的正统和接班人，或许是久经战乱的北方大地亟需一次能量的重新整合重新连接，总之三长制就这样出现了，也或许正是三长制阻断了基层自然聚落的行政化趋势，才使得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北魏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才有了北魏的强盛乃至于北朝对于南朝的优势。

这种重回与退却却不一定是历史的倒退，正是三长制的出现与实施才为均田制这一史无前例的土地资源分配整合打下了基层行政的制度基础。

唐朝村聚落的制度化是基层聚落自然发展的延续，是自然村落行政化的必然结果。自此基层社会发生了有别于以往的新变化，乡里已经不是基层行政管理的主要载体，村成为基层管理组织的实体。

北朝时代伴随着隋唐的统一而终结，然而历史趋势和潮流是不变的，三长制的实施在一定间内阻断了基层聚落发展的势头并回到了乡里制的老路上去，但随着北朝的终结、隋唐的统一，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终于回到正轨，北朝的三长制遭到摒弃而南朝的乡村行政化趋势得到了延续并成为主流。

在这一过程中，隋末社会的战乱不安无疑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魏晋时期的动乱给予了基层聚落共同体的情感基础，隋末动乱又加强了这一感情培养。隋朝时实施的基层管理制度还是乡里制的老路，也曾有过“开皇十五年罢州县乡官”的举措。m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这与均田制长时间段内的实施是分不开的。

随着基层小农阶层的崛起，以户口管理的形式作为基层行政管理的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唐朝时的这一变革也就不足为怪了。

社会动乱这一诱因之外，均田制所带来的基层社会的变化才是聚落制度化的根源。小农阶层的崛起意味着他们的独立性与以往相比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唐代小农经济独立生产、独立生活的能力日益增强，这为散村聚落的普遍化奠定了基础。”

总结起来说，北朝的三长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他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历史发展的主线打断了基层聚落组织的发展趋势，但这也为均田制的实施提供了行政上的保障。而均田制的实施反过来又为基层聚落的发展聚集能量，经过北朝、隋朝的蓄积，终于在唐朝重回正途。

均田与三长，作为社会控制的两种制度手段其对历史的影响无疑深远的。专制政治体制下，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基层社会的管理控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每个政权所做的努力都在无形中为以后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北朝的分化及其两种命运

北魏后期北方社会重新分裂为两个政权，但这两个政权却有着相同的政治历史背景，可以说二者近乎是在同一平台下各自发展的，他们有着相同的制度基础、相同的法律基础，甚至是相同的矛盾等，这也为东西的比较提供了可行性。

此外东西政权的嬗变并没有打断各自政权的连续性，这也是东西对比得以实现的关键一点，亦即北周取代西魏、北齐取代东魏都是政权内部的权力变换，他们与之前的政权在发展思路上是一致的，这也就肯定了把这次比较的时间段限制在北魏之后的北朝这一比较完整的时期之内的合理性。

左右政权间强大与否、胜负关系的因素有很多，但本人认为基层社会是国家力量的源泉，是政权的最根本所在，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之间的差异最终导致了它们的不同命运。

作为未来的一统基础的西魏北周政权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在于它适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延续了北魏政权所留下的宝贵物质尤其精神财富，这一财富归结起来就是北魏所留下来的政治经验亦即上文提到的黄仁宇先生所道明的对下层社会的深刻关注和对下层结构的建构以及由此带来的在数字上明确的管理控制经验。

西魏政权似乎有着天然的优势，地理位置是西部政权所继承的物质财富中最为优秀的，关陇地区一直是农业发展最为朴实最为稳定的地区，关中地区承载了无数次的政权崛起，从战国时代的秦国到秦汉之际的刘邦政权无不是以关中作为其根据地而发展起来，而其根基在于关中地区利于农业生产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相对朴素的人文环境。

西魏北周政权亦是如此，它无保留地把对基层社会控制的落实到发展关陇地区的农业生产上，社会控制的各个层面都是为此而服务的。作为战乱中的政权，西魏北周的控制手段近乎坚决和强权，大部分以法律化的形式推行，社会管理控制力度强劲。

北朝时代的三长制与均田制正是在以上这种大环境下渐成熟的。这两种制度是在胡汉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这个不经意的邂逅为中国历史的发展酝酿出了最为强劲动力，二者的成熟与稳固开启了隋唐盛世，二者的崩溃也是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折的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