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原因 庆历新政背景
庆历新政是宋仁宗时期，为了解决国内积贫积弱、冗官冗员，对外辽和西夏的威胁，而进行的一次改革事件。由范仲淹代表，向宋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十项改革主张，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进行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原因
与西夏的两次战役失败是庆历新政的导火线，之后产生了一系列对北宋不利的连锁反应，彻底激化了原本隐藏在太平盛世表面下的社会危机，一是积贫积弱，北宋建立以来就存在的积贫积弱现象日益加剧，社会贫富加剧，冗兵冗费冗员现象突出，财政入不敷出。二是内外交困，北宋庆历年间的民族矛盾日益加剧，而国内的土地兼并现象也十分突出，广大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税负很重，由此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而朝政只能派兵镇压，但效果不佳。
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不断上书要求改革，而面对惨淡的社会局面，宋仁宗也不得不面临现实，于是启用范仲淹等一批改革派着手制定各项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历史上统称为庆历新政，由此庆历新政的序幕才正式拉开。
庆历新政背景分析
积贫积弱
北宋立国后，为了维护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于内庭设“中书门下”（政事堂），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掌管民政权，为限制宰相权力，增设副宰相“参知政事”；军事上，废除统领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增设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由“三帅”分别统领禁军，为限制三帅的权力过大，又在中央设枢密院，掌控调兵权。财政上，设置三司（盐铁、度支、户部），三司使由皇帝亲信担任，掌控财政大权。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行政效率低下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各级官员缺乏进取心，“冗员”问题突出。
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守内虚外策略，奉行“养兵”之策，废除府兵制，改为招募。至仁宗时，总人数已达140万，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在军队中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形成“冗兵”。
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同时，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宋代统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银和布匹，以金钱财富买得一时平安，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内忧外患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庆历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危机也在发展。宋代建国后，不但不抑制兼并，而且纵容功臣、大将们兼并土地。土地买卖与典卖相当普遍，土地集中的趋势加速，农民失去土地的数字在增加，“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宋代人民的负担很沉重。全国的居民有主户和客户之分。纳税户除按规定的数量纳税，还有“支移”和“折变”等负担。在两税之外，还有丁口赋、各种杂变之税、徭役和差役。这是赋税之外的又一项沉重的负担。993年，王小波在四川发动起义，12月，李顺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沉重打击了宋朝政府。咸平三年（1000年），王均的起义又爆发了。
同时，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