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风与唐代监察制度：开放、包容与宽容

唐代富有特色、行之有效的监察机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君权，防止了行政权力的滥用，有效地阻遏了政治、经济的腐败，化解了不少尖锐的矛盾

史家历来称颂“汉唐盛世”，而以“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为代表的唐朝，更是中国历史上政风最佳的时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唐初盛世的形象化写照。而富有特色的、行之有效的监察机制，是这个大好政治局面的有力保障。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君权，防止了行政权力的滥用，有效地阻遏政治、经济的腐败，化解了不少尖锐的矛盾，使社会和谐，人民安康。唐代监察机制的宝贵经验，对今天的我们仍很有启示。

唐代监察机制顺应历史潮流，充分反映出时代特征

唐朝的时代特征之一:开放性

唐朝是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王朝。唐朝曾与白衣大食(其中有今之西班牙)等300余国或地区往来，大诗人王维的著名诗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便是这一宏阔气象的生动写照。唐太宗以博大的胸怀，看待外国。他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他认为，外国的风俗人情与中国不同，“不必猜忌”，如与他们搞好关系，则“四夷可使如一家”。唐代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扬州、明州(今宁波)、泉州、潮州、交州、广州，是当时的重要港口，中国船队已能远航到阿曼湾和波斯湾一带，中国的造船技术，在全世界独领风骚。唐朝皇帝都积极了解外部世界。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返京后，唐太宗便让他写出南亚次大陆及西域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详情的《大唐西域记》，玄奘用一年时间写完，成了世界名著。即使被史家斥为“昏庸”的唐僖宗，也很熟悉西方世界。他在接见伊拉克人依宾瓦哈伯时，在向他了解阿拉伯世界情况后，告诉他:伊拉克(阿拉伯)、中国、突厥、印度及希腊是世界五大强国，并向他展示了皇家收藏的摩诃末(即穆罕默德)、摩西、耶稣等各国圣人像，并熟知他们的史迹，瓦哈伯深为折服(张星火良《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唐王朝在首都长安设置鸿胪寺等机构盛情接待外宾，其中除使节外，也有商人、文化人等。李约瑟在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中指出:“唐代确是任何外国人在首都都受到欢迎的一个时期。长安和巴格达一样，成为国际间著名人物荟萃之地。”英国历史学家威尔斯在《世界简史》里描述中国汉唐时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这个赞颂并非过誉。

唐朝的时代特征之二:包容性

唐朝是各民族融和的王朝，中央王朝对外国人，对国内各民族，都很包容。历史学家向达指出:唐朝“一切文物亦复不间华夷，兼收并蓄。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唐朝的功臣李光弼是契丹后裔，政要李正已是高丽人，著名诗人、《西厢记》祖本《莺莺传》作者元稹的祖宗是拓跋族(参见《旧唐书》)。更有不少阿拉伯人、朝鲜人、日本人等等，来华做官，或参加科举，走上仕途，其中有些人，与中国官员、知识分子包括著名诗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当时长安人口“不啻百万”(《韩昌黎全集》)，据近代学者研究，外国人主要是西域胡人的人口，超过万人，当时长安城东的一位老者，曾感慨地说:“今京师与北胡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陈鸿《东城老父传》)长安城内，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等中、外宗教，一起风行。胡乐、胡舞、胡食、胡药，已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

唐朝的时代特征之三:宽容性

唐朝的多元性，导致了唐朝政治文化的宽容性。宋代理学家程颢、朱熹都指出，“唐有天下，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君臣父子夫妇，盖其源出于太宗”。“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无礼之事，不以为异。”(陈登原《国史旧闻》)这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太宗及其唐王朝，在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是相当宽容的。《唐律》中没有禁止中国人与外国人、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的条文。从敦煌的文书来看，夫妻离婚，仍相互尊重，丈夫备马礼送妻子出走。至于皇帝娶弟媳、皇帝以儿媳为妃、女性称帝等，都是外来的游牧民族遗风所致，朝廷上下不以为非。朝政更是如此。魏徵为秘书监，有人告他谋反，太宗说:魏徵过去是我的政敌，但他只是忠于他的事业而已，我照样重用他，怎么可以“妄生谗构”？遂斩诬告者，依旧信任魏徵。贞观十九年(645年)，高丽王高藏莫离支盖苏文派使者来长安，向太宗献二美女，太宗对使者说:我可怜这两个女孩离开她的父母兄弟于本国，如果我爱其貌美而伤她们的心，我不做这样的事。遂让这两个女孩回国(吴兢《贞观政要》)。这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事。

唐代监察机制的特色

第一，以人为本，将司法与监察有机结合

唐代尽管中外思想交汇，多种宗教并存，但唐朝皇帝尊奉的是儒家。儒家学说并不主张无限制地扩大君权，而是限制君权。孔子提倡“仁者爱人”，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逻辑上就是对不爱百姓的帝王的否定。孟子更宣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把百姓放在首位，这是“仁政”的核心。唐朝开国者李渊、李世民在总结隋代灭亡教训的基础上，深刻领悟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李世民主政后，确立了“安人宁国，先存百姓”的国策，强调“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因此，“大唐自贞观初，以法理天下”(《贞观政要》)，也就是依法治国。而“用法务在宽平”(杜佑《通典》)强调宽宏、平和。他主持制定的《贞观律》，与隋律相比，500条中死罪减少92条，改流罪为徒罪71条，同时删去除反叛恶逆不道外“兄弟连坐俱死”的条文。唐太宗反对在法令中“多为隐语”，主张法律透明化，让吏、民明法，避免触犯法网。更强调慎刑，尤其对死刑特别慎重。早在贞观元年，太宗便指出:“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贞观四年全国判死罪的犯人只有29名，开元二十五年才58名，故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说:“刑律以唐为得中，而《唐律》并无凌迟、枭首、戳尸诸法。”(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这充分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唐太宗还规定，“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贞观政要》)，开创了中国法制史上“九卿议刑”的先例。

大理寺是全国最高级的审判机关，但必须经刑部复核才有效，对于死刑的判决，须奏请皇帝批准。在司法过程中，监察系统有机介入。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关，掌管纠察弹劾事宜，因之也负责大理寺和刑部司法审判活动，遇有重大案件或疑案，有权参与会审并受理上诉案件。甚至由御史中丞与刑部侍郎、大理寺卿一起，组成“三司推事”，类似近代的特别法庭，并把会审的结果，最后报皇帝审批，体现了对人的处理的慎之又慎。

在一般的诉讼制度外，京城由殿中侍御史负责京畿一带地方的巡回审判和纠察治安，全国各地由监察御史进行巡回审判，以补救一般诉讼制度的不足。

唐代还允许大案直接向皇帝申诉。事主可以在路旁迎驾申诉，称“邀车驾”。又在长安、洛阳两京城门外置有大鼓，让伸冤者敲鼓，叫“挝登闻鼓”，武则天时更在朝堂上置铜铸“仲冤匦”，“伸天下之冤滞，达万人之情状。”(杨廷福《唐律初探》)皇帝直接受理伸冤，并专设简单、通畅的管道，使下情上达，堪称是以人为本、重视法制治国的结晶。

第二，唐朝的“封驳”，不仅可以封还皇帝的诏书，甚至可以涂改诏书，在诏书上批示

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指出:“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违。”事实正是如此。皇帝最大的毛病，是所谓“口含天宪”，他的旨意是不能违背的。但是，我国历史上有悠久的权力牵制的传统，包括对至高无上的皇帝，进行权力限制，“封驳”就是很有效的机制。汉哀帝欲封董贤，丞相王嘉认为，此封不妥，退回诏书。史学界认为，这是“封驳”之制的开始。但是汉代以后，“封驳”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也没有专职官员。到了唐代，才由门下省(按:中央王朝的机要机构，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设置侍郎、给事中等专司其职。不仅封还皇帝错误的诏敕，并驳正臣下错误的章奏。唐朝的封驳，不仅可以封还诏书，甚至可以涂改诏书，在诏书上批示。例如:贞元二年(公元786年)，皇帝下诏任命白志贞任浙西观察使。门下省的柳浑认为不妥，上奏疏说，白志贞出身小吏，不宜超常提拔，“臣以死守，不敢奏诏。”(《新唐书》)唐宣宗任命李燧为岭南节度使，送达这项任命的使者，已办完相关手续。给事中萧放认为这项任命不妥，要求追回诏书。宣宗正在奏乐，来不及派专使，便立即派现场的一位伶工，骑马将这封任命诏书追回(《新唐书》)。宣宗初年，李藩担任给事中，对诏书的不妥处，即于诏书末端批上意见，退还。后升任门下侍郎，兼宰相。宣宗“密诏下中书门下曰:王锷可兼宰相。藩遂取笔，灭宰相而署其右曰‘不可”(《新唐书》)。从而纠正了宣宗的错误。臣下可在皇帝诏书上批改，签上自己的意见，皇帝不以为非，表明唐朝的政治开明度，前无古人。从唐朝史料来看，唐时封驳，对于中枢行政，也经常提出积极建议，纠正错误，防止权力的滥用，同官之间不避嫌。

第三，唐朝皇帝具有宽容的胸怀，鼓励谏官进谏，勇于纳谏，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唐太宗与武则天，是杰出的代表

中国历史上的监察制度，简言之，便是台谏制度。台指御史台，也就是监察御史；谏指谏官，向皇帝进谏。先秦时期就有谏官，但到汉代，谏官制度才比较完善。但是，历代进谏有成效的，是唐代。有不少官员，并非谏官，也争相进谏，成效显著。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唐朝皇帝具有宽容的胸怀，鼓励谏官进谏，勇于纳谏，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唐太宗与武则天，更是杰出的代表。对于唐朝的谏诤，近来唐史学者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胡宝华依据史实，对唐朝近三百年的171起进谏事件作了统计，纳谏者114次，进谏成功率为68％。从进谏数量与纳谏的成功率来看，太宗朝均首屈一指:进谏37起，魏徵一人“所谏前后二百余事”(《贞观政要》)达数十万言，均能切中皇帝之失。除去与太子相关的拒谏事件外，太宗仅三次未纳谏(胡宝华《唐代监察制度研究》)。进谏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生活等诸方面，有些更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唐太宗聪敏一世，也难免糊涂一时。“裂土封邑的观念一直在他的胸海里萦绕回绝，长达十年之久。”(胡如雷《李世民传》)他既想分封其子孙，也想分封功臣。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他宣布长孙无忌、房玄龄、李靖等十余人为各州刺史，让他们的子孙世袭，绝大多数朝臣包括谏官，都坚决反对，李世民终于改弦易辙。倘若没有群臣坚决、持久的进谏，李世民就有可能重犯历史错误，陷入吴楚七国之乱、八王之乱那样的危局。

武则天在纳谏方面，比起唐太宗有过之无不及。太宗暮年，“虑人致谏”或“杜谏者之口”(《全唐文》)，而武则天晚年更能纳谏，无拒谏之意。她组织编《臣轨》一书，提出臣子应“外扬君之善，内匡君之恶”。她特别尊重并注意保护直臣，狄仁杰好当面廷争，她屈意从之。当鲠直大臣被人陷害时，武则天均尽力营救。苏良嗣当宰相时，与尚书韦方质有隙。方质犯法当诛，胡乱攀引良嗣，“则天特保明之”(《旧唐书》)。宋王景为官刚正不阿，经常遭到酷吏、武则天男宠张易之等的陷害，但“则天察其情，竟以获免”(同上)。谏官及一些臣下对武则天的进谏，有时干预了她的私生活，直指其隐私，对常人来说，情何以堪，但武则天不但不怪罪，还给予奖励。这在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中，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