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顽固的守旧派，疯狂抵制西学，与曾国藩亦师亦友
这个人叫做倭仁，是同治皇帝的老师。他既不是汉人，也不是满人，是蒙古正红旗人。倭仁的出身非常普通，但以27岁的年龄就高中进士。这对于汉人来说可能不算特别年轻，对于蒙古人来说就非常罕见了。
与很多守旧大臣一样，倭仁的道德水平堪称一流。他本来是学习三国时期王肃所创立的“王学”，这一门清淡而又虚玄的经学派。自从大理学家唐鉴来到京师后，倭仁通过与他学习，便抛弃了王学，转而笃信程朱理学。
也就是这个时期，他与曾国藩相识，并且结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曾国藩对于倭仁的评价极高，他曾经在日记中记载：
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
倭仁对于程朱理学，不仅是研究，而且是发自内心的遵从，当做自己的道德准则。他坚持写日记，就是为了三省吾身，达到鞭策自己的目的。曾国藩完全学习了他，也开始做日课，并且与他交换阅读，共同促进。对于倭仁的日记，曾国藩又敬又畏，他只敢圈划而不敢批注。然而倭仁对曾国藩则评价说，你这样的思想，要扫除一遍，需要重新换一个人。
唐鉴告老还乡之后，倭仁便俨然成为了京师理学派的领袖人物。但是很可惜，他的道德水平无可指责，但对于治国安邦实在有些空泛而谈。在咸丰朝的时候，他就开始表现出来。
咸丰一开始登基时，倭仁就上书希望咸丰帝能选拔任用正人君子。他洋洋洒洒长篇大论，阐述正人君子如何好，刻薄小人如何差，治国安邦非要重用君子，远离小人。但是至于说君子怎么选，小人又怎么分辨，他却说不出来，只是表示以皇帝的智慧是肯定能够区分的。
咸丰年轻，对此很感动，而且还诏谕臣工，要向倭仁学习。到了第二年，太平天国闹得越来越凶，倭仁鉴于国事艰难，又向皇帝上书。他大谈“治本”之论，就是让咸丰帝要立下当尧舜的志向，这样才能保证国泰民安。
这一次，已经有一定执政经验的咸丰就没那么高兴了。当时太平军已经火烧眉毛了，这位理学大师还在喋喋不休，拿不出任何建设性意见，只能泛泛空谈，实在让皇帝哭笑不得。
咸丰帝驾崩后，因为倭仁的理学大师名气越来越大，他被任命为同治皇帝的帝师。如果标榜道德，倭仁当之无愧，但在当时中西方文化激荡碰撞的前提下，他却如同可怜的螳螂，坚决抵抗这历史这辆不可阻挡的大车。
同文馆之争便是倭仁一手导演的，这也是中西方文化第一次交锋。同治五年，恭亲王奕訢等请求成立同文馆天文算学馆，并选拔人才接受西方算术、历法等方面的知识。这本来是一件顺应时代潮流的大好事，却遭到了守旧派的猛烈抨击。
先是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公然上书反对，他认为正途人士就应该“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而不应该学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观点立刻遭到了同治的训斥。
眼见张盛藻位卑言轻，没有立足的地方，倭仁决定亲自出马。他以立国之本的高度，反对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认为西学东进，会使得知识分子数典忘祖，甚至有可能亡国灭种。倭仁是帝师，朝廷自然不敢随便教训他，慈禧便将他的奏折交给恭亲王，让他们给出回复。
要说这些大道理，恭亲王一方自然不敌。他只是阐述开设天文算学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回避了学习西学会不会让民风改变的问题。更为尴尬的是，恭亲王甚至还表示，这件事能不能培养出人才，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这本来就是恭亲王的破绽，不过他迅速化解了局面。在倭仁的奏折中提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那么恭亲王狡猾的提出，既然倭仁觉得没有向西方学习的必要，中国又有人才，那么请举荐出合适的人。
倭仁自然没法办到，慈禧对于此事看得清清楚楚。为了让倭仁服气，还特意任命他为总理衙门行走。这实际上是让恭亲王成为倭仁的顶头上司，倭仁又气又恼，居然病倒了。
此后的倭仁，依然一如既往的抵制西学。虽然他眼界不宽，认不清时局，但他的忠心还是可昭日月的。就在同治十年去世的时候，他仍然不忘要两宫皇太后“勿忘庚申之变”，要同治帝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救国的唯一法宝。
参考资料：《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