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的南北对决：黄兴的威名与北洋军的战斗力
宣统三年的十月，就在清廷授予袁世凯“钦差大臣”的同一天，冯国璋下达了进攻汉口的命令。武昌起义后的南北对决，一开场就出现却一边倒的状况，湖北新军前敌指挥官张景良倒戈，海军建威舰与江元舰也再次倒戈，武汉三镇中的汉口危在旦夕。武昌起义之初，普罗大众的欢呼亦随处可见，“大人”、“老爷”等称呼首先被取消，“跪拜”礼节也被革除。老百姓和湖北新军打成一片，自发地协助追击清军，“构筑防御工事，或者奋不顾身地跑到战地呐喊助威”，纷纷备办食物，冒着炮火送往前线犒军，”士兵阻挡不住“。湖北新军招募新兵的时候，很多超龄的老人和不足龄的少年，”都以不能入伍而引为憾事“。一些人力车夫替新军搬运武器弹药，到达目的地后，执意拒绝接受车资，并且说：“为了国家，老总们连命都不要了，难道我们还能够向你们要钱！”
这是清末民初之际，兵匪一家的乱象中，难得一见的温情，也是南北对决中南方最重要的筹码“人和”。武汉百姓彼此见面时互道“恭喜”，他们把湖北新军的胜利，当作自己的喜事一样。但是黎元洪的一些表现，却可以一窥现实的窘迫与不堪。是年十月十七日，黎元洪眼见着形势大好，方才剪掉辫子，做起名利双收的“都督”，这位湖北新军名义上的掌门人，就职后自作主张的第一道命令，是飞马传令青山及红关之间的湖北新军炮兵阵地，“开炮不得瞄准兵舰”，只许虚张声势地轰击对岸。这种投鼠忌器、摇摆不定的的态度，足以说明湖北新军阵营的外强中干。
但是，这场南北对决的天平真正开始倾斜，是在于双方的押宝所在，分别是黄兴的威名，以及北洋军的战斗力。十月二十八日，黄兴等人化妆后到达朝不保夕的汉口。人心浮动的武昌城，黎元洪视其为最后的救命稻草，立即派人把黄兴迎接过江，同时遣人骑马举旗，上书“黄兴到”三个斗大的字，在武昌城内外跑了一个大圈，寄望黄兴的威名来稳定人心。没想到黄兴亲自前往汉口前线指挥战斗仅三天，而且亲手行刑了几个临阵退缩的官佐，湖北新军仍然不敌北洋军，汉口失守。
其后，黎元洪介于黄兴是仅靠过去的威名来指挥作战，没有正式的职权，各军不接受调度，遂上演“登台拜将”，任命黄兴为“总司令”，命令“参加作战的部队都要服从他”。等到湖南新军的两协援军抵达，黄兴再次率领湘鄂联军兵分三路反攻汉口。此战中湘军王隆中一协尤为勇猛，全旅从拂晓战斗至午后，伤亡过半仍坚持不退，而北洋军的战斗力也实属彪悍，且援军不断开抵，湘军力战不支，另一协协统甘兴典策马先逃，黄兴率领督战队前来阻拦，溃军却开枪夺路而逃。其后北洋军强渡襄水，黄兴再次亲临前线，率领新开抵驰援的刘玉山一协湘军奋勇抵抗。
最终，在仙女山的争夺战中，协统刘玉山力战阵亡，北洋军直扑龟山，汉阳继汉口之后陷落。北洋军的前敌总指挥冯国璋得以嘉奖“二等男爵”，而湘鄂联军中鄂军协统成炳荣被撤职，湘军协统甘兴典被处死，作为指挥官的黄兴，于汉阳失守的次日乘船返沪，这位南方群雄中少有的耿直角色，落得一个威名扫地的下场，而北洋军的战斗力，能够轻巧打下汉口、汉阳两城，武昌起义后南北方的对决其实早已见分晓，毕竟就连整个湖北新军阵营，也只是袁世凯故意留着养寇自重，从而跟清廷讨价还价的下酒菜。
参考资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