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要借钱给亲戚，几个弟弟马上指责：你怎么可以这样
其实，初为京官的曾国藩，地位寒微，手中没有什么权力，在京城的花销也很大，租房、置办行头、应酬等等样样都要花钱。他的手头也不宽裕，有时候甚至要借钱度日。所以这个时候乡人找他借钱，十有八九都是失望而归的，但是曾国藩还是很注意方法和言语，“不管有借无借，多借少借，皆须婉言款待”，让大家都下得了台。
随着曾国藩的官越做越大，他也开始注意起亲戚家的经济状况。比如他的妹妹曾国蕙，嫁得并不如意，他对妹妹的遭遇很心疼，自感“蕙妹再过数年不能自存活”；对于自己的岳父，因为凤债甚多，连其母亲病故，丧礼都不能备齐，岳母拉着曾国藩的手失声痛哭。
几位表叔的日子过得不好，六弟曾国华和九弟曾国荃的岳父家都是寡妇孤儿，甚至到了“槁饿无策”的地步。
因此，曾国藩寄去书信给父亲曾麟书，并附上四百两银子，请父亲代为馈赠亲族，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但是，此书信送到湘乡，便引起家族的轩然大波。这主要是以六弟曾国华和九弟曾国荃为首，带头挑战了大哥的权威。
他们之间，一个指责曾国藩没有和家里通气，自行决定，这种做法就是哗众取宠；另一个则说大哥自以为是，就自己知道要扶危济困，难道家里人都小气，不会做这种慷慨之举吗？
说来说去，两个弟弟还是因为不舍得钱。如果按照现在人的观念，弟弟们近似乎无理取闹。因为这钱是大哥在京城自己挣下来的，怎么安排，怎么花销，都是曾国藩的事，别人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是不同的，作为封建社会，对于一个并没有分家的家庭来说，每一个成员得经济所得都是属于家庭得公产，是属于全体家庭成员的。所以，几个弟弟当然有资格发表意见。
别人可能会隐藏自己的收入，当曾国藩历来是要以做“圣人”为榜样，要在家做孝子，所以他不仅上交收入，还将账目一笔笔都些在家书中，让每一个人都心里有数。
曾国藩修身的功夫好，齐家的本领也在这次争议中尽显无余。他是这样为自己辩白的。首先，针对弟弟对他人品的指责，他一笔带过，说你们难道认为兄长是如此不伦吗？虽然我不肖，但还不至于奸邪到你们所说的那个地步！
随后，曾国藩在书信中，讲述了亲戚们的悲惨状况。曾国蕙是我们同胞姊妹，都已经快过不下去了，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另外通十舅“言已泣下”，岳母“涕泣而道”，伯祖母“泣言之”，她的儿子“夜来泪注地”，彭王姑“见我辄泣”。
这些亲戚们，见到曾国藩就离不开一个字——哭，也可以看出家庭经济状况。曾国藩对他们怜贫恤苦，也在唤醒两个弟弟的良知。
同时，曾国藩又将话锋一转，讲了一套令弟弟们不太懂的“盈亏虚实”的道理。这一段是理论知识，曾国藩认为事事都是不圆满的，有得必有失，现在曾家两代高堂都健在，兄弟姐妹俱全，而曾国藩又在朝为官，人间的好处，曾家占有太多，实在不应该一味贪大贪全，折损了自己的福分。所以，即使家里还有困难，拿出四百两银子照顾亲戚，也是可以的。
曾国藩也很了解这两个没有多少见识的弟弟，也知道他们性情贪婪，恐怕不是三言两语的书信能劝得动。在那个年代，在曾国藩心中，父母兄弟才是最重要的，哪怕是出嫁的妹妹，哪怕是岳父岳母，哪怕是姑父姑母叔叔婶婶，也没有他们的地位，这是时代的局限性，现代人不好苛责。所以曾国藩在讲了大小道理之后，仍然表态：
或以两百为赠，每人减半亦可；或家中十分窘迫，即不赠亦可。
最后此事到底如何处理，已经无从考证。不过两位弟弟的本性，在这件事上看得一清二楚。后来，在攻打太平天国的时候，曾国藩表现得一如既往的清廉，而曾国荃每攻下一城，都要整船整船的运送财物到老家，并大肆购房买地。
参考资料：《曾国藩传》、《曾国藩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