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九大罪状多难以成立或似是而非，百余年后清高宗为其平反
第一条罪状是，太宗驾崩时，“诸王、贝勒、大臣等同心翊戴，共矢忠诚，扶立皇上”，并无立多尔衮之议。此说不实。
一是两黄旗主要大臣将领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等八人聚会于肃亲王豪格府中，倡议立豪格为君，郑亲王济尔哈朗也同意这个意见。
二是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跪劝多尔衮即位。礼亲王代善也认为睿王当即帝位，如睿王不愿，应立豪格。
三是代善之孙镶红旗旗主、郡王阿达礼，代善之子贝子硕托恳求多尔衮即位为帝。
四是豫亲王多铎初欲自己承继帝位，后又推立代善。
五是郑亲王济尔哈朗曾欲立豪格。
总之，当时除多尔衮外，没有一位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大臣提议立六龄幼童福临为君，这哪里能说是王、贝勒、大臣“共矢忠诚”，“扶立皇上”，怎能说是没有人拥立多尔衮？此说太不符合历史事实了。此罪不能成立。
爱新觉罗·福临
第二条罪状是“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
此说又系颠倒是非。在议立新君的王、贝勒、大臣会议上，只有多尔衮一人提出，拥立福临为帝。此议可以化解八旗即将大乱，两黄旗与两白旗拼死厮杀的危险局面，可以维护八旗贵族官将的团结，因此得到绝大多数王、贝勒、大臣的赞同。福临的继位，完全是多尔衮拥戴的结果，此功非他莫属。
就连顺治帝在多尔衮死后不久，为其颁发的“哀诏”也说：“昔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时，诸王群臣拥戴皇父摄政王。我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可见，说多尔衮以福临即位为己功，是其大罪，实在难以成立。
第三条罪状是，所用仪仗、音乐、侍卫等，“僭拟至尊”，府第“与宫阙无异”，私制帝服。
此事确实属实，但是，多尔衮既是“皇父摄政王”，死后又追尊为“成宗义皇帝”，这些行为也就是无需非议的了，当然也谈不上大逆不道。
第四条罪状是，“证称太宗文皇帝之即位，原系夺立”。
此罪也难成立，因为，多尔衮这样说，是当时的事实。不错，皇太极智勇双全，确曾受到父汗宠爱，但是，这个宠爱并未达到超过其他皇子欲让其继承汗位的程度。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一则，努尔哈赤没有下谕立皇太极为“太子”，就此而言，其同父异母之兄大贝勒代善，比皇太极还强得多，代善曾被父汗立为太子，主持军国要务，后因有过，才被父汗废黜太子名号。
二则，在当时八旗制度下，拥有旗和牛录的多少，是判断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在这个问题上，皇太极又逊于代善，代善有两个红旗，而皇太极只有一个旗，与同父异母的弟弟莽古尔泰、阿济格、多铎完全一样，都是只有一个旗的旗主。
三则，皇太极并没有被汗父赋予单独负责处理军国大政的权力，只是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一起，被称为四大贝勒，按月值班。
四则，更为重要的是，皇太极曾因傲视诸兄弟遭到父汗严厉斥责。
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初，努尔哈赤痛斥皇太极以己为是，“凌越他人”说：“岂置诸兄不顾，而令尔坐汗位乎”，并夺取了皇太极的两个牛录，罚交金银。皇太极之所以能即位为汗，完全是代善及其子岳托、萨哈廉推立的，而努尔哈赤驾崩前虽未明说，但种种迹象表明，他是想让他的爱妻第三位大福晋阿巴亥的儿子当上新汗。
连皇太极在被代善等贝勒立为汗时，还谦逊地拒绝说：“先汗无立我之命，况兄长俱在，岂敢越而获罪于天。”可见，多尔衮说皇太极之即位原系夺立，并没有错。
爱新觉罗·多尔衮
第五条罪状是，将诸王大臣攻城破敌剿灭敌寇之功，“全归于己”。
此罪也系似是而非。不错，冲锋陷阵，穿箭林，冒弹雨，血洒疆场，百战得天下，都是前线将士的奋勇拼杀的成果，不能抹杀三军将士的功勋，但是，作为全军的最高统帅，其正确的调度，也是功不可抹的，尤其是在封建王朝，更是将功劳归之于皇上。
所以，清朝的兴起，在努尔哈赤执政时期，建国称汗，进驻辽沈，屡败明军，一切大功大勋，皆归于努尔哈赤。
《清太祖实录》叙述了一切事情后，总结说：“帝业克成，虽天命攸归，亦圣德神谋武功文治之所致也。”皇太极即位后，破松锦，逼燕都，统一漠南蒙古，臣服朝鲜，等等功勋，亦皆归功于宽温仁圣皇帝。就连顺治帝福临在多尔衮死后对其下的“哀诏”也说：多尔衮拥立福临后，“又平定中原，混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可见，多尔衮自己以为人主中原，系其之功，虽然不够虚心，但也并无大碍，基本上符合当时实际，此举不能定为悖逆大罪。
第六条罪状是，妄自尊大，“以朝廷自居"，不令诸王大臣入朝办事，令其日候府前，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
这条罪状所说之事，都是事实，多尔衮就是真正的皇帝，大权独揽，独断专横，不要说满汉大臣必须对他毕恭毕敬，三叩九拜，就是宗室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也要向他称臣跪禀，否则，金口一开，轻则革职降爵，重则处死削封籍没。此罪可以成立。但是，如果考虑到多尔衮是摄政王，是皇父摄政王，幼君福临并未亲政，那么，多尔衮握有皇帝的大权，“以朝廷自居”，也就不足为奇了，也就不需有太多的非议。
爱新觉罗·豪格
第七条罪状是，逼死肃亲王豪格，纳其王妃。
此罪是实，豪格对大清国的建立和入主中原统一全国，立下了功勋，又未犯有大错，而多尔衮却视豪格为最大的政敌，既抹煞其功，又诬其有罪，削爵籍没，逼娶其妻，冤杀豪格，的确是罪不可恕。若按杀人者偿命之律，就这一条，也可判多尔衮死罪。
第八条罪状是，不令郑王济尔哈朗预政，以其亲弟多铎为辅政叔王，文武官员由其任意奖赏升降。这也是事实。
固然，济尔哈朗才干不如多尔衮，但毕竟其是镶蓝旗旗主、和硕亲王，太宗的左膀右臂，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年间皆曾立下军功，又是议立顺治帝时，多尔衮自己提出由郑王与己共同辅政，大家一致通过的，怎么能在其未犯大罪时，将其辅政王之衔革掉，且降为郡王，这纯是以私废公，胡作非为。
至于多铎为辅政叔王之事倒不一定不对，因为，若论爵衔、军功、政绩、才干而言，在努尔哈赤的16个儿子中，多铎确是名列前茅，尤其是在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打败南明福王军队进驻南京后，他不主张勒令汉民剃发易服，痛斥为媚新主而自动剃发易服的降清汉官李乔，且在城门上贴了告示，说：“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
如果多尔衮有多铎这样的度量，能像多铎这样考虑到汉人的习俗、汉人的民族自尊心，不在下江南后厉行剃发易服令，就不会激起声势浩大的抗清武装，导致多少年的战乱。因此，以多铎为辅政叔王，虽然与多尔衮任人唯亲的私心有关，但从清政府而言，这还是合适的人事安排，不能将此定为多尔衮的一条罪状。
爱新觉罗·多尔衮
第九条罪状是，多尔衮挥霍奢侈，浪费帑银。这也是事实。
更需谴责的是，多尔衮为了满足个人的享受，竟不顾自己曾于入关之初痛斥前明加派之非，宜布免除一切加派之谕，于顺治七年（1650年）七月谕令加派直隶、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河南、湖广、江西、陕西各省钱粮250万两，在边外修筑避暑之城。当时战乱频仍，连年灾荒，百姓连正额赋银都无力交清，还要加派250万两，岂不是逼民走上绝路吗？此过该惩。
总的看来，多尔衮虽然有过有错，有的还构成了犯罪，但却不能由此就给他定上“显有悖逆之心”和“逆谋果真”的谋逆大罪，更不能将多尔衮追削封号，籍没子女家产，毁陵鞭尸，暴尸示众。这样做，完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结果。
此案定得不公，此罪难以成立，不值一驳。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多尔衮如果在顺治五年（1648年）到顺治七年（1650年）间，真有“谋逆”之心，真想当皇帝，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废掉幼君福临，俯允臣僚劝进之请，即位为帝。他如果这样做了，不是皇父摄政王，而是名副其实的皇帝，那么给他定上的那些罪状都会化为乌有，他就不是有谋逆之心，而是神纵英武，群臣恭戴，笑登大宝的圣君明主了。
正因为多尔衮的敌人，如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在过去是被睿王打击压制的人，多尔衮对他们的打击，又非治国政策之争，而是纯粹的权力之争，现在多尔衮死了，郑亲王等人有了报复仇敌的机会，他们要收回过去被剥夺、被削弱的权力，当然要给多尔衮安上若干罪状。
可是双方在治国的政策上又没有大的分歧，并且，一般的失误，甚至个别重大问题处理得不当，都不能把多尔衮打倒，所以，他们加在多尔衮身上的罪名便不能涉及其制定、执行的各项政策，而是撇开多尔衮一生治国统军征战的功过不论，只是抓住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作为例证，硬要给他安上谋逆的滔天大罪，将其彻底否定，使其永世不能翻身。
爱新觉罗·福临
在顺治一朝，由于济尔哈朗等多尔衮的反对者当政，为多尔衮恢复名誉，对他做出公正的评价就不可能了。而且因为睿王“谋逆”案是顺治帝钦定的，其子康熙帝、孙雍正帝也不便轻易重审更改，其他臣僚更没有胆量进行论证评议，所以100余年无人敢涉及此事。也许是苍天有眼，多尔衮还有点运气，他的这件特大冤案终于由乾隆帝予以平反昭雪了。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初三日，弘历发布诏谕说：“睿王多尔衮当世祖章皇帝冲龄践祚时，摄政有年，威福自专，不能恪尽臣节，身殁之后，因其属人首告，经诸王大臣定罪除封，成案俱在。第念我朝定鼎之初，睿亲王实先统众入关，肃清京辇，檄定中原，前劳未可尽泯。今其后嗣废绝，而茔域之在东直门外者，岁久益就榛芜，亦堪悯恻。著交内务府派员前往相视，其墙屋倾颓者，酌加缮茸，仍为量植松楸，并准其近支王公等以时祭招，用昭朕笃念成勋，瑕瑜不掩之至意。”
这样，120年的铁案开始有了松动，但弘历还是认为他“威福自专，不能恪尽臣节”，没有给他揭掉“谋逆”罪名，只不过没有湮没他首定中原的功劳。
又过了5年，乾隆帝决定正式给多尔衮平反，并对多铎等王的爵位、封号也做了改正。他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正月初十日，下了一道长谕，讲述此事。谕旨一开始是讲应该厚待开国诸王及其子孙。
他说：“睦亲彰善，王政宜先，继绍昭屈，圣经所重。朕自临御以来，间日恭阅列祖列宗实录一册，因得备知祖宗创业艰难，及尔时懿亲荩臣勤劳佐命，底定中原，伟代殊功，实为从古所未有，而当时策勋锡爵，荣号崇封，所以酬答者，本从优厚。迨其后，或有及身缘事，旋被降削者，或有子孙承袭，更易封号者，迄今平情准理，若不为之溯述阐扬，追复旧恩，于心实有未惬。”
爱新觉罗·弘历
乾隆帝对多尔衮之有大功，无逆谋，遭诬陷。他说多尔衮要篡位，在顺治四年（1647年）以后，尤其是顺治六年（1649年）、顺治七年（1650年），那是太容易了，挥手之间，就可废幼君，变皇父摄政王为皇帝，何需私制帝服潜匿棺中！多尔衮之拥立福临，载诸《实录》，没有多尔衮的推戴，福临成不了世祖章皇帝，玄烨当不上圣祖仁皇帝，胤禛争不到世宗宪皇帝，而当今皇帝弘历也就不过是宗室封爵第六第七等，封个镇国公或辅国公。
所以，多尔衮不仅有率军入关，定鼎中原，使大清皇帝能够君临天下之大功，对清朝来说，立下之功勋是盖世无双，而且，对福临及其子孙而言，更有使其能够世为天子的特大功勋。如此大功，谁曾创建？除了多尔衮，任何王爷大臣都没有立下这样的功勋。将此特大功臣诬之为谋逆奸臣，实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确系千古冤案，确应立即平反昭雪。
紧接着，宗人府、军机大臣等遵旨议准，多尔衮复封睿亲王，追谥曰忠，王爵世袭无替，令其当年抚养豫亲王多铎之子多尔博之四世孙淳颖承袭，由国史馆将其所著功勋于原传添叙，其园寝照亲王例勘估改葺。
爱新觉罗·多铎
乾隆帝在上述长谕中又讲到多铎冤降爵位，应复代善等王原封爵号，以及睿王等五王应配享太庙。谕旨说：豫亲王多铎从睿亲王入关，肃清京荤，又“率师西平流寇，南定江浙，实为开国诸王战功之最”，乃以睿王之诬狱株连，降为郡王，改封号为信郡王，实属不安，应复其原封。
礼亲王代善后改封康亲王，郑亲王济尔哈朗改封简亲王，肃亲王豪格改封显亲王，克勤郡王岳托改封平郡王，俱系不当，应复初封嘉号。睿王、礼王、郑王、肃王、克勤等五王，俱应补置牌位，配享太庙。宗人府、军机大臣等遵旨议准，各王皆复原封之号。多铎复封为亲王。睿王等五王入太庙配享。乾隆帝又封郡王阿巴泰之后裔为辅国公。
乾隆帝此举，果断勇毅，十分明智，颇得人心，影响甚好。
原礼亲王昭琏在其所著《啸亭杂录·雪睿王宽》对此赞扬说：“大兵平定中原，睿忠王方摄政，定鼎规模，多所裁定，莞后议罪革爵。饶余郡王阿巴泰父子，略定河北，征讨吴逆，累功封安亲王。以其后嗣依附廉亲王允禩，故世宗特斥其封。纯皇夙知二王功高，于乾隆戊戌特复睿王封爵，令其五世孙淳颖袭封，并命配享太庙。安王嗣封辅国公，以承其祀，实盛德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