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时期边防败坏无力阻止
在对嘉靖时期西部边防状况败坏展开陈述之前,先来看看以俺答为首的右翼蒙古向青海的进军路线。
俺答的土默特部一般来说会从陕西北部的镇远关经过鄂尔多斯部所在的河套,再由大、小松山进入甘肃镇的庄浪卫、凉州卫、西宁卫进青海,这是其入海的主要路线。
尽管右翼蒙古占据河套后,进青海之路大为便捷。但是,凉州、庄浪、西宁三卫无论如何都是绕不过去的坎。然而在嘉靖年间,西部边镇的情况实在是糟糕透顶,等于是明朝用最薄弱的一环在顶整个右翼蒙古。
据成书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左右的《九边考》、《边政考》等书记载,嘉靖年间,甘肃镇原应有官兵79945名,但是实有官兵36164名,事故逃亡官兵43781名,这官兵缺额率居然高达54%。
在右翼蒙古的必经之路上凉州、庄浪、西宁三卫的驻兵情况也是惨不忍睹。
右翼蒙古南下示意图
庄浪卫城官兵应有6749人,实有官兵2507人,逃跑4242人,缺额62%。凉州卫城应有官兵6793人,实有官兵3980名,逃亡2813名,缺额41%。西宁卫城应有官兵5075人,实有官兵3084人,逃亡1991人,缺额39%。
本来就这三卫的原额兵力加起来也就只有15000人左右,何况还逃亡这么多人,兵力只有数千。而以俺答为首的右翼蒙古三部再怎么不济,动员数万骑兵实力还是有的,这么单薄的明军能守住镇城就已经难能可贵了,还想让他们阻止右翼蒙古入青海,这就是强人所难了。
其实,在嘉靖时期明朝的河西守军并不是没有和俺答对抗过,而且还对右翼蒙古颇有杀伤,就比如说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俺答从甘肃镇黄羊川率骑兵7000至青海。在返程途中遭遇明军截击,损失很大,被河西明军“斩首虏一百二十二级,夺获橐佗马牛羊三千一百六十七头,夷器计什物无算”。熟查《万历武功录》,河西明军多有与俺答的交锋记录,且每次都能给右翼蒙古造成杀伤,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当时确实是右翼蒙古势盛,真发起猛来,整个山西、陕西都损失惨重,甚至搞得北京还鸡犬不宁,就这样的强敌,能自保已经不错了。
至于阻止其大规模进入青海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事实上,以俺答为首的右翼蒙古对进青海的热情相当高。早在嘉靖十二年(1533年)前后,俺答的哥哥鄂尔多斯部领主衮必里克济农(吉囊)已经进入青海追剿黄金家族的仇敌异姓封建主亦不剌等人,将亦不剌的部众打得元气大伤,不省人事。“会河套酋吉囊引众西掠,大破亦不剌营,收其部落大半而去,惟卜儿孩一支敛众自保”。
但是,吉囊这个战略眼光是很有问题的,根本就没有意思到青海的战略意义,其行动仅仅局限在掠夺人口就回去了,根本没有任何驻兵打算,明朝的西宁卫这个时候也非常安宁。
阿勒坦
但是,吉囊由于淫乱早死。他那高寿的弟弟土默特部俺答汗成了右翼蒙古新的领导人,他的水平就比他哥吉囊高多了。他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率领右翼蒙古的部众浩浩荡荡的向青海出发,此行他首先赶走了右翼异姓封建主残余卜儿孩势力,并与西藏的格鲁派搭上了线,这次俺答在青海简直是流连忘返,直接就呆了一年。直到自己的风湿病发作才回去。“俺答居西海,患踵,部下病死,率众东还”。
但是,俺答的阴险之处就在于,他哥吉囊是回去了就整个离开青海,俺答还留了个后手,他把自己的四儿子畏兀尔沁丙图(丙兔)留在了青海,把他哥哥吉囊的次子狼台吉的儿子宾兔留在了松山这个通往青海的通路上,这就是有明一代的“海虏”和“松虏”。
俺答这一手实在是厉害。第一、做好了长期盘踞青海的准备,将青海直接变成了右翼蒙古的草场,收青海的番族扩大自己的势力。第二、将右翼蒙古几乎散布在了明朝九边重镇中部和西部,中三边和西三边将长期笼罩在右翼蒙古的阴云下。第三、长期占据青海,可以以青海为跳板向瓦剌发动进攻,并沟通西藏黄教势力。实在是一举多得之效。
对嘉靖时期的明朝来说,总而言之,根本就没有阻止蒙古占据青海的能力。其次,明朝高层也是有自己的小算盘,因为第一批入青海的亦不剌、卜儿孩那帮人实在是让明廷过于头疼,而右翼蒙古对他们的穷追猛打也是符合明朝利益的,所谓“以夷攻夷为中国利”。所以,干脆就没能阻止右翼蒙古势力的扩大。
隆庆和议后,给了右翼蒙古入青海的便利条件
所谓隆庆和议,就是在隆庆年间,在高拱、张居正等重臣的主持下,对右翼蒙古俺答汗达成了封王、通贡等和平协议。这对双方都是有极大好处的。对明朝来说,头号大敌俺答不再频繁侵犯明境,可以趁机扭转嘉靖时期的弊政,整军经武,充实财政,恢复被嘉靖皇帝败坏的元气。
明朝北部形势图
而对右翼蒙古来说也是意义非凡,不仅能从互市当中换取自己紧缺的如铁器这样的战略物资,而且失去了明军牵制后,还能放心地向西扩张,加强对青海的统治。“今既和了,不敢去抢,我们都要往西边抢瓦剌去。丢下老婆孩子在账房,只靠汉儿人使唤”。
在隆庆和议达成后,右翼蒙古迁入青海形成了高潮,没有后顾之忧的俺答共在青海留下了24支部落,以自己的儿子丙图和永谢不万户的永邵卜大成台吉、吉囊系火落赤为首。右翼蒙古在青海的实力在这个时候达到高峰。《西宁府新志》记载:“惟万历款贡以来,夷王俺答迎佛假道,而甘、凉、河、湟之间,遂成戎马奔驰之所。”
来到青海的右翼蒙古各部加强对青海各番部的吞噬,而明朝边将因为隆庆和议的缘故,也坐视蒙古吞并番族,“曲为隐忍,莫之一救”,后来经略甘肃的重臣郑洛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养虎为患的行为:“第自数年以来,虏借中国之款,不独海上,而延、宁、松、套诸虏,会盟蚁聚,长驱大进,始而抢山外之番矣。在该镇则曰此生番也,非吾族类,坐视荼毒,恬不为异。”
所以,隆庆和议后,蒙古势力在青海的实力大大扩展,给明朝的边防造成了潜在的威胁。万历九年十二月十九日(1582年),一代枭雄俺答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顺义王的头衔由他的黄台吉来继承,但是由于其子黄台吉难以服众,右翼蒙古重新陷入分裂,开始各行其是,入掠明边。万历十八年(1590年)六月,入侵洮州,总兵官李联芳等3000人全军覆没。七月,入掠临洮、河州、渭源,总兵官刘承嗣与游击孟孝臣败绩,游击李芳败死,“西陲大震”。
明廷急忙让郑洛坐镇兰州经略青海,其上任后,重新争取青海番部、断其假道、革其市赏等手段以削弱青海蒙古。并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出兵青海,焚毁仰华寺,出兵莽剌川,重创青海蒙古。其去职之后,巡抚田乐、兵备副使刘敏宽、参将达云等继续继承郑洛的战略。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连续三次重创青海火落赤、永邵卜等部,史称“湟中三捷”。使青海蒙古部一蹶不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明军又驱赶了盘踞大小松山的宾兔部,“尽拔其巢,攘地五百里”,“为筑边垣,分屯置戍”。青海蒙古更加衰弱,不足为患。
所以,在嘉靖时期由于明廷军备败坏,无力阻止蒙古入海,而隆庆和议后,由于蒙古不再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又强化了蒙古在青海的力量,酝酿了明朝的边境危机,直到万历二十年(1592年)后才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