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是怎么样彻彻底底沦为日本治华工具的？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从昆明匆匆忙忙逃往越南河内。当时的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虽然名义上身居高位，但却动不了一兵一卒，没有一丁点儿实权。汪是一个对权力极其渴望且自负才学的人。一个曾经混迹上海滩的丘八站在自己头顶，死死挡住了汪走向最高权力的最后一步，汪的内心从来没有服气过。现在机会来了，汪决定投靠日本人来实现自己的权力美梦。
汪精卫的出逃并非偶然，因为就在他出逃前一个多月就已经签好了卖身契。11月12日，汪精卫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同日方的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举行谈判。最终双方达成了“重光堂协议”：
（一）缔结华日防共协定，承认日军驻扎中国，内蒙作为特殊“防共”地区；
（二）中国承认“满洲国”；
（三）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本土有居住、营业的自由，日本允许撤销在华的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
（四）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六）本协定规定以外的日本军队，自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
汪精卫出逃河内第四天，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声明，抛出了处理中日关系的近卫三原则，即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并提出要“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而且摆出了要“尊重中国主权、撤销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租界”等高姿态，实际上是公开确认重光堂会谈的“成果”，进一步引诱汪精卫下水。
12月28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要求国民政府考虑近卫声明，考虑和日本和谈。第二天，汪精卫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把近卫三原则大肆吹捧了一番，让国民政府“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艳电的发表，标志着汪公开与国民政府决裂，投入日本怀抱。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携一干亲信搭乘日本货轮“北光丸号”由河内赴上海。26日，汪精卫在上海召集汉奸开会，拟订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先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党章、重新制定政纲及政策，并授权汪精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责改组国民政府以及“还都南京”。
31日，汪精卫飞往东京，此后先后拜会了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陆相板垣征四郎、海相米内光政、藏相石渡庄太郎、外相有田八郎、枢密院议长近卫文麿等人。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拟定《新中央政府建立方针》，决定支持汪精卫成立新的“中央政府”。
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正式和日本梅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根据这个条约，汪伪承认伪满洲国，日“满”华三国相互提携，共同防共；承认日本在蒙疆、华北、长江下游以及华南特定岛屿享有政治、经济和地下资源开发的特权，承认这些地方是“日华强度结合地带”。这些区域日本可以驻军，并且可以控制铁路、航空、水路、港口和通讯。
汪伪各级政权聘请日本顾问，在政治、外交、教育、宣传、贸易等各个方面取缔一切反日活动。在中国“治安恢复”以后，日军开始撤退在约定区域以外的军队。这实际上比重光堂协议更进一步，日本承诺的两年撤军也是一纸空文，遥不可期。汪精卫彻彻底底沦为日本治华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