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宽衣博带之风
魏晋时期政治险恶、社会动荡，然而魏晋风度却是今天人们乐意探讨的话题。其实不仅仅是他们的气度，就连他们所着服饰也以宽衣博带为主要特色。这是为何呢？
魏晋时期军阀割据、王室贵族自相残杀，北方游牧人如洪水一般从高原横冲直下，同中原汉人争夺生存空间。从汉到三国鼎立到司马晋代魏，政权不断嬗递，王朝频繁更替。这样的社会现实，加剧了魏晋士人内心的幻灭感，滋生出人生无常的观念，传统的人生价值观，由神圣变为虚伪可笑，过去敬仰、崇拜的东西顿时灰飞烟灭，昔日风流皆作幻梦一场一切都给人以虚无的感觉。梦醒过后依然如故，只有自我、只有潇洒活着才是真实的。因而，人们无限地珍爱自身的生命本体，生活放荡，愈气豪迈，尽情地追求物质享受与声色之欢。在有限的岁月中获得逍遥超脱的生活乐趣，摆脱人生苦闷与孤独。
于是上流社会的男子为主形成了热衷自身修容美饰的新潮流，这种热衷与追求，淡漠了《周礼》的服饰威仪与等级，消解了孔子的服饰伦理情感，而是从美化人体自身，从对自身生命的珍爱与欣赏的角度出发的。时代的氛围也在此中积淀。于是王公贵族、士人??自上而下的，一个乔装打扮低眉顾影的男子服饰新潮迅速形成。虽然《礼记》上明确指出：“男女不通衣”，但是在新时代风潮中，也许因为贵族女装别具一格的缘故，所以儒家教义早就失去了往日的尊严，出现了贵族男子着女装的现象。这也是热衷自身修容美饰的一大表现。
然而这股对容貌、服饰过分刻意追求的潮流渐渐引发了另一种思潮的产生，一批不甘溶入浊流的哲人、诗人们一方面不满甚至不屑于这种具体琐屑的世俗装扮，他们也主张珍惜生命，欣赏人类自我，但他们寻求的是精神自由，追求的是一种超然的境界。他们一反世俗的精雕细琢，提倡粗服乱头、宽衣博带，以叛逆的姿态奏响了中国服饰反文化的交响曲。当时上自三公名士，下至黎庶百姓，均以宽衫大袖、褒衣博带、袒胸露腹为尚，整个社会在服制礼仪上显得不那么泥古拘束了。这种服饰境界，凝聚着他们既开放又孤独，既浪漫又压抑的心灵结构。
如当时的竹林七贤，其深沉讥世、放荡不羁的形质大多借助于袒露上身或宽衫大袖的着衣方式来表现。阮籍宽袍大袖，以旷放任诞、蔑视礼法而著名，这同他在政治生活中的谨慎适成对照。嵇康于众目睽睽之下坦然裸态或者宽衣大袖，不修边幅，笃信神仙，研养生之术。刘伶解衣而饮，以屋室为衣裤与客人抗辩。阮仲容见邻院晾晒绫罗绸缎，自己穷无以晾，便以竹竿将大裤头高悬院中以互相映衬。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魏晋的服饰从何晏、曹植时代的华服严妆发展到阮籍、嵇康时代的粗服乱头、宽袍大袖，二者看似矛盾，其实都是对服饰境界过分重视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后者宽衣大袖、飘若游云的风格打破了衣服的束缚与匠气，与古希腊的服饰异曲同工遥相呼应。这些人在服饰美的追求上有一种不谋而合的高逸时尚。
粗服乱头、宽衣博带的浪漫超脱、不拘礼法的服饰风度是魏晋服饰的主流。魏晋时期文人穿着方式的改变源于对本身的存在价值的慨叹、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思索，而玄学引导了魏晋的思想。以表达自我为主要目的，对传统的礼法服饰非常蔑视。对精神的放达、容貌的俊美和神采的飘逸的追求反映在服装上首先是款式的“松”。而魏晋时期的男装则飘逸洒脱。造成魏晋宽衣博带服饰风格的原因是多元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动荡的社会环境对晋人思想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乱，几百年间政权林立，国家分裂，长期陷于动荡离乱之中。由于战争不断，豪门世家、士族之间相互争斗，给士人们带来一种朝不保夕的危机感。于是，一种及时行乐的人生观主导了整个社会，士人们极力地放纵，侈靡享乐，却又弥漫着对死亡的恐惧与对人生短促的感慨。由于这两种矛盾的冲突，使得当时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形成了种种异端思想，冲破了汉朝以来高度集权政治下的儒家大一统思想，老庄的无为思想抬头，政治经济虽然混乱，但在精神上却是极为热情解放的年代，社会思潮空前的活跃。
这时期是最富个性审美意识的朝代，文人雅士纷纷毁弃礼法，行为放旷。玄学在士人们之间成为了一种时尚，强调返璞归真，一任自然。对人的评价不仅仅限于道德品质，而纷纷转向对人的外貌服饰，精神气质的评价，他们以漂亮的外在风貌表现出高妙的内在人格，从而达到内外完美的统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即著名的魏晋风度。表现在服饰上就产生了粗服乱头、宽衣博带的风潮。
2、玄学与自然理想的影响
因为读书不能立功有为，所以玄学、佛学、道学便成为魏晋士人的共鸣之音。玄学是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其宗旨是“贵无”，崇尚对个体意义价值的思考。玄学兴盛，体现出动乱时代士人们对个人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关注，而这样一种社会心理也成为道学与佛学兴盛的土壤。道教作为宗教的一大流派，具有宗教上的一般性特征，但作为中华民族宗教，它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这就是在思想渊源上从道、儒、墨等哲学流派以及传统星相家、医方家、谶纬家那里充分吸取思想资料；在神仙世界构造上以古代中国尤其是流传于楚文
化圈的种种神话人物为来源；在道教上，道学家们以长生成仙为目标，追求归本返朴、归根复命的养气健身术，倡导以长寿去病为宗旨的“房中术”，研求不死的炼金服丹之术，全力关注“人如何不死”的问题。这一思想趋向正是中华民族重现世、重现实的民族性格在宗教观上的体现。与道教勃兴的同时，另一支宗教大军也气势日增地开进了魏晋文化系统，这就是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二学（佛学、玄学）二教（道教、佛教）相互颉颃，相互融合，这种格局致使魏晋士人尚虚无超脱，重旷远放达。而粗服乱头、宽衣博带正是表现出这样一种玄远、高逸的气质。
3、对前朝服饰的集成和对异族文化的抵制
一方面是因为宽大的裙裾式服装历来是汉族衣装的主流，大体上承袭了秦汉遗俗，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不少是少数民族政权，在北方异族占领，到处是紧身窄袖的异族服装的情况下，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异族文化的冲击与之融合，但南朝名士们坚持穿这种宽松的汉族衣冠也隐含了抵制异族文化的意识。
4、出于方便、实用的考虑
一方面，南方气候相对温暖，利于宽衣的存在。魏晋文人宽衣博带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服药有关，服药是魏晋上流社会的风俗，当时的人们把服药作为求生、求美誉、求享乐的手段。这种药名为“五石散”，又称“寒食散”，是一种巨毒药，服用后伴随药力发作，产生巨大的内热，因此需要一整套极其烦琐而细微的程序，将药中的毒力和热力散发掉，若散发不当则五毒攻心，后果不堪设想。散发程序包括吃冷饭、步行、冷水浴、喝热酒，而且是好酒，并不能穿过多过暖的衣服。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这样评述服药对服饰的影响：“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认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如说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与宽衣博带相搭配的是木屐，这一行为一方面是与魏晋名士潇洒飘逸、目无礼法的行为相吻合，另一方面也与服药有关，鲁迅说：“吃药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