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宋朝历史：科举比唐朝公平 文人有担当
钱钟书曾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一向是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数得到宋代。启蒙主义思想家严复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宋代的历史上，有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存在着广阔的认识空间。比如说，中国主要朝代的创业君主中，真正由职业军人出身的只有赵匡胤。然而，赵宋王朝偏偏以对外军事作战不竞不振而著称。赵宋朝廷倾向于务实，却造就了许多或严谨或浪漫、多才多艺、长于思辨的杰出历史人物。对于当时政治局面的特性，有学者批评为君主专制独裁，也有学者认为是中国帝制阶段中“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
与季风区重合的统治疆域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势力相对均衡，那么农耕民族想把统治触角延伸到草原地区、游牧地区不很容易，反之亦然。
宋代(包括北宋和南宋)统治的疆域远远无法与汉唐相比。但北宋所承继的五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分裂程度最彻底的时代北方有前后相继的五个王朝，周边先后分布着十个割据政权。北宋结束了这种上下重叠的分裂局面，它的统治所达到的纵深层面，是前朝所难以比拟的。
如果把北宋的疆域与自然地理区域叠压到一起，我们会看到，其疆域与东部季风区的边缘高度重合。东部季风区是传统的农耕地带，西北干旱区则是游牧民族较为活跃的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势力相对均衡，那么农耕民族想把统治触角延伸到草原地区、游牧地区不很容易，反之亦然。古人心目中的“中国”，实际上是一种向边缘辐射延展的秩序格局的核心，在“澶渊之盟”的宋辽誓书中，我们看到了“各守疆界”的说法，“疆界”之内的主权意识反而更加鲜明、强烈。
我们的教科书一直说宋代是个“积贫积弱”的时期。“贫”指国力、财政上面的贫乏困窘;“弱”指在对外竞争，特别是军事竞争中力量薄弱。
但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北宋与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是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被马克思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其关键改进期、应用普及期及向外传播期都是在宋代。
理性与务实的执政理念
宋太祖看见城门匾额上写着“朱雀之门”。于是问随行的赵普，中间加一个“之”字有什么用?赵普回答说，是“语助”。太祖哈哈大笑，说：“之乎者也，助得何事?”
五代八姓十四君，一共只维持了53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一般人大概觉得这只是短命的第六代而已。但是这个王朝稳定了下来，法宝就是“防弊之政”，其核心精神是防微杜渐。宋太宗将谨守的法度概括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所有事情都要预先做出防范;委曲周全地进行制约。
我们试以科举制度为例，看看宋代的“立纪纲”与“召和气”相辅而行的具体做法。“立纪纲(纲纪)”是订立制度。“召和气”，指的是能够感召天地，使万事万物充盈着雍睦和谐的自然之气。
唐代的考生，考前常把作品送给达官贵人乃至主考官员去看，得到推荐、受到赏识的考生有更多被录取的机会。宋代科举考试发展出弥封(糊名)、誊录等技术操作办法，使得主考官员即使有心照顾，也难以操作。苏轼任主考官那年，恰有一位门生参加科举考试，大家都觉得是天赐良机。但到拆号张榜，门生却榜上无名。
欧阳修称宋代的科举制度“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居官者得不到世代相承的保障;而缺乏家世背景的平民，若能脱颖而出，则得以进入仕途。欧阳修4岁丧父，买不起纸笔，拿芦苇秆在地上画着学字。范仲淹也是断齑画粥，坚持学业。《宝祐四年登科录》记载是科录取进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184人，平民出身417人。
士大夫政治：敢当天下事
他们认为，“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儒学的传承者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直到北宋才产生的现象，被称为“士大夫政治”。
公元1004年，辽军打到澶州，有大臣建议退到四川。宰相寇准挺身而出，建议御驾亲征。皇帝勉强北上，但不想再去北城，感觉至少还有黄河天险。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在寇准支持下，“急麾卫士进辇，上遂幸北城”。前方军士看到龙旗都欢呼起来。当时，辽方大将萧挞览被宋方射中阵亡，影响到士气，双方决定议和。
真宗的底线是不放弃祖宗留下的土地，银绢数额则以100万匹两为限。寇准命令曹利用不许超过30万。曹利用“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这一数额对宋代财政影响如何?河北在和平时期开设宋辽间的贸易榷场，官方所收商税，通常可达四五十万匹两。
范仲淹认为，一切为天下、国家、社稷考虑，而非唯唯诺诺听命于皇帝，叫做大忠。“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他们很多人既是政治家，也是经学家、文学家、实干家。他们的追求，被概括为“内圣外王”：内心要达到圣贤的道德修养境界;在天下社会建设一种王道的秩序。当时的士大夫“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之一。
宋神宗倚重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性情刚烈，往往辞色俱厉，而皇帝竟也改容欣纳。王安石与朋友相处，也是信守原则。他和司马光曾是亲密的朋友，但随着新法推行，两人分歧严重，终于分道扬镳。王安石具有高深的文学造诣。苏轼在道教宫观西太一宫看到王安石题壁诗：“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不禁“注目久之”，道：“此老野狐精也。”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讲到，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没有从根本得到实现;但是他们为人、为学的精神意气一直影响到最近期的中国。1972年，毛泽东接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就提到王安石的“三不足”;2008年，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说到王安石的“三不足”。
古今社会之变
如果把宋代放到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经历着一个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逐渐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
钱穆先生曾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莫不有变。”日本学者佐竹靖彦把它概括成是社会构造的变化，中国从以农村为主导走向以城市为主导;也是文化状态的变化，从宗教气氛很浓，走向一个学问上生机勃发的时代。
一、经济运行方式改变宋代没有国家分配土地的制度，土地买卖流转频繁。官府热衷于审核土地买卖契约、租佃契约是否齐备。财富流动迅速频繁，“贱不必不贵，贫不必不富”。
自古认为务农才是“本”，宋人却提出士农工商皆本业。11世纪前期，非农业税所占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农业税。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在上层精英和民众集团之间，出现了一个非常活跃的阶层，就是商人。他们不仅促进都市商业的繁荣，还使商业的触角延伸到了农村。唐天宝年间一年铸钱大约32万贯，到宋神宗时期已经多达500万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是在北宋出现的。
美国学者郝若贝有一篇文章谈到宋神宗时期，中国的铁产量在7.5万吨到15万吨之间，相当于1640年英国铁产量的2.5倍到5倍，可以和18世纪初整个欧洲的铁产量14.5万吨到18万吨相媲美。
二、化民成俗的教育唐代学生因父祖官位高低不同，进入的学校就可能不同。宋代官学充分淡化了学生的身份背景，即便是艰难谋生的下层百姓，也要每日积攒一二文钱，让儿子将来有机会入学。宋代的书院是对官学的补充，书院提倡独立于选士、取士的教育理念、学术思想和人生价值。在宋代，科举落第者或聚徒讲学，或影响公众事务。蒙学不仅教儿童识字，最关键的是把儒家的理念、价值观、核心思想变成现实的社会规范，传达到百姓中去。
三、都市景观的变化唐代长安城格局井然、尊卑地位呈现鲜明。开封、临安却没有分隔整齐的坊、市，而是一种街市状态，官府、民户、商家相互混杂。开封海纳百川，城内有各种宗教活动场所。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曲艺表演等市井文化，在瓦子(瓦舍)、勾栏中展现雏形。
如果把宋代放到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唐到宋经历着一个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如果予以比较简洁、明确的概括，或许可以归纳为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它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此文系作者为部级领导干部所作历史文化讲座，有删节)
作者简介：邓小南，1950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1985年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97年7月被聘为教授，1998年任博士生导师。主要著述有《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现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