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遗失的殷商音乐，中国音乐的起源，规模一点不比现代乐队小！
引言
商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建立的奴隶制国家。殷墟文化遗址、甲骨文、青铜器等，展现了商朝独特的文化特征和辉煌的文明成就，尤其是其音乐文化的发展，不仅对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在世界音乐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瓷器等文物中记载的音乐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并结合文献记载，对商代音乐文化的发展轨迹进行探讨。由于早期文献资料少有文字记载，所以本文通过对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瓷器等资料中记载音乐内容及相关符号等进行整理归纳，对商朝音乐文化的发展轨迹进行分析与总结。
甲骨文中有大量的祭祀乐舞文字，这些乐舞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祭祀活动的重视，是研究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一类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音乐符号，主要是对一些祭祀乐舞的描述。比如“商”字中“火”旁和“鬼”字旁就分别代表着火和火祭；“登”与“入”、“干”等字组合在一起，也是代表着进入祭台或祭祀的意思；“王”字中的“口”与“王”组合在一起，表示献祭时要进行献祭的意思；在甲骨上有一种人、马、鸟三个符号组合在一起，表示人和马；另一种人、虎一起，表示献祭时要进行献祭的意思；还有一些以人与虎、鸟为主组合，表示献祭时要进行献祭的意思等等。
这些乐舞符号反映了殷墟时期人们在祭祀活动中使用各种乐器，同时还运用了大量具有装饰性和象征性的乐器来装饰祭祀场所，这些乐器可能是根据当时人们所使用的乐器来设计制作，也有可能是为了装饰而使用的。
当时人们用各种动物或者人来装饰祭坛，因此也出现了许多动物或者人制作的乐器。另外，根据考古资料，当时人们用青铜制作各种形状的乐器，如鼎、簋、壶、盘等。
商代时期祭祀乐除了以上介绍的内容外，还出现了很多祭祀时使用的器物，如鼎、尊、壶等。其中鼎是祭祀时用来盛食物和酒的器具。《礼记》中记载：“天子之祭宗庙也，必以鼎”[2]。在祭祀过程中使用不同形状的鼎，一方面是表示对祖先的尊敬，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舞蹈表演。
《礼记·曲礼上》中记载：“天子之祭宗庙也，必以大鼎”。由此可见，当时人们用不同形状的鼎来进行祭祀活动，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祖先的尊敬以及对神灵的敬仰。另外，还出现了用于祭祀时的尊和壶等器物，这些器物在祭祀时都有一定的用途和功能。
商代时期祭祀乐不仅具有功能性，还具有象征性和纪念性。意思是说，在宗庙祭祀时，如果不是其人（即有血缘关系的人）不能享用祭祀食物，这说明当时人们非常重视祖先或者神灵。另外《礼记·礼运》中还记载：“凡祭之礼，必先祭其室”。
商代宫廷乐主要包括祭祀乐、宴飨乐、乐舞。祭祀乐主要是祭祀时使用的音乐，包括“大曲”与“小曲”，前者指在祭祀时使用的音乐，后者是祭祀以外的日常使用音乐。宴飨乐主要是宫廷中的宴飨活动，包括宴飨、娱乐等，其中宴飨活动所使用的音乐是宴飨乐；乐舞则是用于宴会活动中的音乐表演。
祭祀乐与宴飨乐在音乐上有很多共通之处，在《乐记》中有“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心生则物来”等描述。从乐器种类来看，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很多种乐器，如角、铃、钟、磬等，其中以钟最为常见。
从演奏形式来看，商代的乐器多为人工制作而成的木器。通过对商代乐器进行整理研究可知，商代乐器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乐舞类，包括“大曲”与“小曲”；一类是音乐类，包括钟、磬、琴、瑟等。
通过对商代乐器的研究可知，商代音乐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商周三代；二是夏商周三代时期；三是西周时期。由于受地域和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商朝音乐文化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
通过对商代乐器的研究可知，商代乐器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其中，乐器类型主要包括钟、磬、琴、瑟等，乐器的类别主要包括琴、瑟、钟等。
从乐器的形制来看，商代乐器大多为木制或陶制，且有少量铜制。从音乐演奏形式来看，商代的乐器主要采用敲击演奏。
《周礼·春官·太史》中有记载：“掌成宫成会之乐。凡音乐，掌以时成。”其中“时”指的是时当季的时令季节，这句话说明商代的音乐是根据时令季节变化而制定的，不同季节会有不同的音乐表演形式。
从乐器种类来看，商代乐器主要包括钟、磬、琴、瑟等。其中钟是商代最常见的乐器。从甲骨文中记载的文献来看，商代钟出现的频率较高。
根据《礼记·郊特牲》记载：“殷人尊神而敬祖，以祖配天”，说明商代人对祖先和先祖之礼十分重视。在甲骨文中出现了很多关于商代人祭祀先祖及祖先神灵的铭文，其中也涉及到祭祀乐。
商代乐器多为木制或陶制，但也有一些青铜制成的乐器。如在安阳殷墟遗址出土了一件青铜编磬——“绿玉编磬”，其形状为圆形，用黑漆古填制作而成；在郑州二里岗遗址出土了一件青铜编钟——“绿玉编钟”；
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了一件青铜编磬——“绿玉编磬”；在陕西西安长安县李家村出土了一件青铜编磬——“绿玉（玉）编钟”。
从乐器种类来看，商代乐器种类繁多、功能多样、制作精良、形式多样等。《礼记·郊特牲》中记载：“凡音之起也，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也，物使之然也；感于物也，物来顺应；知于礼也，礼运之本也”。三、地方乐
从商代遗址出土的一些乐器看，出土的乐器多为编钟、编磬等，还出土有瑟、笛、笙等，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编磬。这说明当时在乐器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而从“土”字的本义来看，《说文》曰：“土，从八”。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对“土”字作了引申义，即指地面或土壤，因而也可解释为“地”。
《说文》又曰：“土者，地之本也”。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已经将“土”字引申为地面或土壤了。这与甲骨文中的“土”字含义基本一致。由此可见，商人很可能就是最早将“土”字引申为地面的人或动物的。
从出土的乐器和器物来看，商代时期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地方乐（如祭祀乐、宫廷乐等）。商王往往都是国家大祭祀活动中所用乐舞人员的最高行政长官，而地方乐舞人员则为商王所用，所以一般都是由专门人员来负责表演和演奏。当然，商朝也有祭祀乐和宫廷乐。祭乐、乐舞均为商王所用。
通过以上对商朝音乐文化的研究可知，商代音乐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由于早期文献记载少有文字记载，所以目前对于殷商时期音乐文化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
所以对于商朝音乐文化的研究也应该在早期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深化与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于商朝音乐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殷墟卜辞、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瓷器等方面，对其音乐文化的发展轨迹也进行了分析研究，但对于音乐的具体内容以及其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等方面尚不明确。
而随着对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瓷器等资料的进一步研究，以及对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及瓷器等资料的进一步分析，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到商代音乐文化发展的脉络与规律。
本文主要通过对商代考古出土资料中音乐文物及其所涉及内容进行分析研究，探讨了商朝音乐文化的发展轨迹，并就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一文化遗产提出了几点建议。四、民间乐
西周时期，中国社会音乐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宫廷音乐，各种礼乐制度也进一步完善。但是，随着西周王朝的衰落与瓦解，诸侯割据局面的出现，国家权力的集中，宫廷音乐也逐渐脱离社会生活，成为宫廷中的专享音乐。
同时，随着中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演变，上层贵族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注重个人享乐，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上，这样也就不再注重礼乐制度。因此西周时期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民间音乐文化。
商王时期虽然有比较丰富的音乐活动，但由于受到封建礼制的束缚而有所局限。从商代音乐文化的发展轨迹来看，商代是一个奴隶制国家，奴隶主阶级是统治阶级，他们既是音乐的创作者也是演奏者。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将音乐视为维护统治秩序和巩固自身地位的工具。
同时他们又处于音乐发展的初始阶段，因此他们所创造和拥有的音乐文化必然是比较简单而又肤浅的。不过这并不能否认商代音乐文化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正是在这些简单和肤浅的音乐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孕育出了后世音乐的丰富内涵。
从商代出土的青铜器、陶瓷器、玉器等文物中可以看出，在商代社会，音乐文化在不同的时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丰富，尤其是在商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比较成熟和规范的民间音乐文化，这种文化逐渐融入到当时社会生活中去，并影响着整个社会生活。
到了商代晚期，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以及社会意识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音乐文化也随着这些变化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商人的一些贵族阶层也在音乐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创新，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音乐文化。
而在当时，这些音乐文化正是以“国乐”的形式存在，并且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此外，商人的贵族阶层还利用音乐来祭祀祖先，他们在祭祀祖先的时候，会演奏音乐。《礼记·郊特牲》记载：“礼，乐也。乐行于地，时则歌于天，时则舞于地。”《礼记·乐记》中也记载了商代贵族在祭祀祖先时“以乐陈之”的情形：“夫以乐陈之者，乐所以通神明，达下民也；故凡有祭祀，必有音乐。”
由此可见商代贵族在祭祀祖先的时候会演奏音乐来表达他们对祖先的感激和对神灵的敬畏之情，这也就说明了商代贵族所拥有的音乐文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和体系。
总结
商朝音乐文化是在商朝奴隶制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其音乐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瓷器等资料中记载的音乐内容进行整理归纳，并结合文献资料，对商朝音乐文化的发展轨迹进行了分析与总结。从商朝音乐文化的发展可以看出，其在传承、借鉴和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对后世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虽然商朝在音乐方面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其在音乐方面取得的成就仍然值得我们借鉴。本文通过对商代音乐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希望能为今后我国音乐事业和社会音乐发展提供一定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