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贼罪证,《大义觉迷录》的由来
雍正六年(1728年),秋,西安城。
一顶八抬绿呢大轿正晃晃悠悠地向总督衙门行进,轿上坐的非是旁人,正是大清王朝三等公爵,参赞军机大臣,陕甘总督岳钟琪。
岳钟琪的轿子眼看就要进入总督衙门了。这时候,斜刺里忽然窜出一个儒生打扮的中年汉子,手捧一封书信高声喊喝,说有重要书信要递交岳公爷钧鉴,并有机密要事言谈。一时间,护卫兵丁乱作一团,各拉刀剑,将这人团团围住。岳钟琪毕竟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倒显得颇为镇定。一摆手叫众兵丁散开,吩咐下人将书信拿来。只见信封上大书“南海无主游民夏靓张倬”几字,岳钟琪眉头一皱,命人将这献书之人暂且安置在签押房严密看管,随后携书信头也不回的快步走进了衙门。
信封上这两位看着和武林高手一样的人是谁呢?其实,这只是两个化名,真名应该是曾静和张熙。这曾静是郴州永兴人,是个累试不第的钝秀才,明清两代,这种人的出路无非是小吏、讼师、教书先生。曾静选择了最后一种,设馆授徒。张熙便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曾静是典型的乡野腐儒,满脑子的儒家正统学说,例如“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也”,“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等等。有趣的是,曾静颇有些柏拉图“哲学家为王”的想法,他认为:
皇帝合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上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季皇帝该吕留良做。如今却被豪强占据去了。
-清·吕留良·《吕晚村文集》
很早,曾静就对吕留良有了仰慕之心,曾经在雍正五年派张熙去浙江拜访吕家,访求遗著,从吕子处得到了吕留良的手稿。曾静反复阅读这些书稿,“始而怪,既而疑,继而信”,发现和自己的想法完全吻合,不禁对吕留良崇拜万分,简直把他当作圣人一般的存在。天长日久,曾静难免有“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冲动,和弟子一商量,就决定造反。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手里没兵,如何是好呢?师徒几人便想到了“忠烈之后”岳钟琪,曾静便修书一封,这信里无非是强调华夷之辨,认为满族人是蛮夷,不足以统治中华;而雍正帝残暴不仁,列举他种种“恶行”;谋父、bi母、秋兄、屠弟、贪利、好sha、酗酒、yin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更兼阴谋篡位。而岳钟琪是忠烈之后,理应精忠报国,继承先人遗志云云。这信写好之后,张熙自告奋勇、变卖家产,和堂叔张勒俩人千里迢迢奔赴西安,打算以三寸不烂之舌,对岳钟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之以民族大义。
然而张熙骨头很硬,任凭严刑拷打,居然一语不发,这让岳钟琪很是头疼。岳钟琪很明白,如果此事不能尽快解决,一旦传扬开来,言官的折子一上,自己就很被动了,然而一时之间,却又无计可施。正在这个时候,他派去京城的使者回来了,还带来了雍正的上谕。岳钟琪接了上谕,眉头一皱,决定如此这般。就在张熙被严刑拷打得死去活来后的几天,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张熙半闭着眼躺在牢房里,遍体鳞伤,动一下就火辣辣的疼痛。可张熙紧闭着嘴,一声不吭。忽然漆黑的牢房里有灯火晃动,越来越近,最后直接照在脸上,似乎有人正站在自己旁边。张熙微微转了转头,睁开眼睛,赫然发现正是岳钟琪孤身一人前来探监!张熙正欲闭上眼睛来个不理不睬,耳边却听得岳钟琪涕泗横流压抑不住的悲声,絮絮叨叨地向张熙吐露了心中的秘密。
原来岳钟琪身为忠良之后,一身正气,眼看着蛮夷入主中原,残暴不仁,早有反意。无奈雍正皇帝猜忌成性,对其严加监视。岳钟琪不敢轻举妄动,对来历不明的张熙不敢轻易相信,唯恐是雍正帝的特务,故而先严刑拷打,一则掩人耳目,一则试其真假。眼见张熙坚贞不屈,定是可以信任的忠良。岳钟琪愿与张熙结为异姓兄弟,一同起事,反清复明。张熙闻言大喜,心想奔波劳苦也罢,受刑逼供也罢,总算行了圣人之大道,不辜负老师的一片厚望。于是便与岳钟琪焚香跪拜,结为金兰之好。
如获至宝的岳钟供立刻向雍正票报了案情的进展。抓几个穷酸书生,显然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没过多久、张熙、曾静、连同吕留良的后人、门生等,统统被抓至北京按理说,这种案子只要在当地审讯即可。然而,雍正皇帝也许是犯了小孩儿牌气,决定将人犯拘至北京,他要亲自审问,不惜以万乘之尊万金之体和这些腐需舌战一番。到了这会儿,张熙和曾静都没脾气了。
特别是曾静,一见事情败露,立刻交代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有问必答,态度诚恳,涕泪横流。其实他避重就轻,将自己的失足全然推到了早就si了几十年的吕留良身上。雍正对他的回答仍有疑问,质问他一乡村腐儒,怎么能知道千里之外的宫间秘间?把皇上写的如此不堪?这些十大罪是怎么回事儿?曾静连忙叩头求饶,又把另一拨人交代了出来,原来是被发配到边疆的肌糖、覆的下人们、心中不忿,在流放途中,到处宣讲雍正的种种不是-曾静居然和这些人也有勾结!案子审理完了、雍正皇帝似乎意犹未尽,他决定将曾静谋反案的全部材料刊刻成书,命名为《大义觉迷录》,作为官方指定思想道德读物强制发行,每个学宫都要有一本,做到人人阅读。
忙于自辩,此地无银三百两
也许雍正是气急攻心,他只顾着宣传他的仁德之心,却忽略了一个要命的事实:这些宫闱秘闻原本甚少人知,即使有人蓄意宣扬,一般百姓也不会随意听信。然而一部《大义觉迷录》有着明显地“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感觉,很难保证百姓不会作如是想。本米是捕风捉影的事儿,因这本书而彰显于世。现而今我们知道的很多清宫秘闻,很大程度上要拜此书所赐。
乾隆皇帝显然比雍正清醒的多,在他登基43天后,迅速否定了雍正的做法、将曾静张熙凌迟处si,《大义觉迷录》定为禁书,全部收缴销毁。乾隆冒着“违抗父命”的危险,成功地消除了这本不打自招的《大义觉迷录》的恶劣影响。直到清末,它才又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