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的灭亡打破诸政权之间的势力均衡，百济灭亡反映当时政权关系

而百济与刘宋两者灭亡的时间十分接近，这从另一个角度上来分析体现出刘宋的存亡对于当时世界格局的一个关键影响与作用，同时百济的灭亡也并不是一个独立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事件，而是当时世界格局发生演变这一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本文将通过对百济灭亡内外因素的研究，展现刘宋衰亡的东亚影响。

汉城百济兴建大型工程

梦村土城西边沿着汉江建成，而其他有关的大型工程同样也都是靠着汉江建造的，修建的王陵也是取石于郁里河，即今日的汉江。可见，盖卤王所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建造的三个大型工程都是靠着汉江的。

高句丽、百济、新罗形势图

在研究过梦村土城所具备的军事防备功能之后，可以推断出这期间修建的大型工程其实有着建造水上防线、防御高句丽入侵的功能与性质。而早在国家灭亡的前三年，盖卤王便已经有了亡国的预感，并向以前从未朝贡过的北魏上表请求军事支援，甚至作出了贡献土地的表示。

在迫至眉睫的局势面前，但凡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统治者都不会不分轻重地虚耗国力来兴建大型工程。那么盖卤王在其继位的第十五年开始进行的这一系列军事工程建设，其发生的时间节点必定有其特殊意义。

盖卤王的政策转变与百济大姓豪族的动向

泰始七年（471年）十月，在青州沦陷两年多以后，百济使者首次朝贡刘宋。此次百济朝贡的具体细节已难知晓，但是根据次年百济给北魏的上表内容可以推知百济定是先向刘宋请求军事支援，未果后转而向北魏朝贡求援。

泰豫元年（472年）的朝贡是百济有史以来对北魏的第一次朝贡。故其表文开篇更言“臣建国东极，豺狼隔路，虽世承灵化，莫由奉藩睛望云阙，驰情罔极”，将此前未曾朝贡的责任推到高句丽身上。百济从向刘宋朝贡转而向北魏朝贡, 不能据此判断百济的外交方向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而是表明百济已到危机存亡关头走投无路。

文周王重建百济时，史籍仅言“移汉北民户”，不言汉城民户，可知长寿王所俘获的男女八千人当是汉城绝大多数的幸存人口”。

高句丽、百济、新罗

显庆五年（660年），唐朝灭百济时统计百济总人口是七十六万户。虽然5世纪后期百济人口或不至于达到七十六万户，但是汉城八千所占百济人口比例不至于太高当无太大疑问。尤其值得探究的是，汉城覆灭后“汉北民户”尚存，并且成为百济复国的重要力量。

按《隋书·百济传》所云，“国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弱氏解氏、贞氏、国氏、木氏、首氏"。领导汉北民户集团的解氏燕氏及其政治军事上的对手贞氏，皆属于百济“八族”。

在大明二年（458年）盖卤王所上请除授表中，列举其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11人，孝武帝予以应允。盖卤王统治集团核心成员以百济王族余氏为主。这份名单是盖卤王在位的第三年提出的基本上排除了“八族”，“八族”中受打击最大的是在腆支王毗有王时代任职佐平的解氏。

盖卤王在给北魏上表中所言“财殚力竭，转自孱跟”。所指的其实是王族、王都乃至中央官仓的财力枯竭，是盖卤王直接掌控的力量的衰竭，而非百济国力的衰竭。在外部军事压力面前，盖卤王的对内政策、组织路线使其在泰始五年（469年）战争开始后第三年便走向了绝境。

元徽三年（475年）：汉城百济覆灭的时间内涵

泰豫元年（472年）百济的上表并没能使北魏出兵解救其危机,反而让高句丽更加积极地营建有利于己的国际环境。北魏出使百济的使者邵安为高句丽所阻，“不令东过，安等于是皆还”。同年秋七月，高句丽遣使入魏朝贡，“自此已后，贡献倍前”。

高句丽、百济、新罗形势图‍

显然是试图以更加对北魏恭敬的态度来消弭百济上书带来的副作用。从泰豫元年（472年）到升明三年（479年），高句丽每年春、秋两次朝贡北魏，这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密集朝贡，发生在灭亡百济战争的前后，或许就是为了协调与此次战争有关的国际关系。

元徽三年（475年），长寿王决定出兵灭亡百济，完成其战略中的最后一击。这个决策的形成或许有来自北魏、刘宋两个方面的因素。元徽三年（475年），北魏使者邵安再次出使百济，这次不再借道高句丽，转而从东莱出海。

这种道路的选择表明北魏决定绕过高句丽，直接与百济交通。虽然邵安“遇风飘荡，竟不达而还”，但是这一事件意味着高句丽并不能左右北魏的半岛政策，因而对长寿王是有刺激的，促使他当年出兵。但同时，长寿王决定在元徽三年（475年）对百济出兵，是建立在对刘宋情报掌握准确的基础上的。

由此可见，百济和刘宋的灭亡在同一时间并非偶然，而是反映了五世纪中期东亚诸政权之间的连环盛衰关系。如果从因果上考虑，则是刘宋的灭亡打破了诸政权之间的势力均衡，从而演化成一系列的战争与灭国。

反映在半岛上，则是导致百济失去了对抗高句丽的有利国际环境，盖卤王在军事压力之下走上了依赖王族的集体路线，造成的结果事与愿违——百济境内的大姓豪族离心离德，其与高句丽合力灭亡了百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