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儒家主张的禅让制不同，法家《韩非子》认为大禹发动政变，主动抢班夺权，所谓“舜逼尧，禹逼舜”。韩非子的记载，符合了自私的人性，却变得不那么美好。

问题在于：帝舜传位大禹，到底禅让，还是“禹逼舜”抢班夺权呢？山西陶寺遗址考古发现反常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谜团。

陶寺遗址：帝舜之都

1978年，在山西临汾襄汾县，考古发现了“陶寺遗址”，该遗址的时间与空间，以及其中出土的遗存，与古史中的帝尧高度一致，因此如今普遍认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之都”，史书上的“尧都平阳”。

陶寺文化分为了早中晚三期，前期文化距今约4300—4100年，中期距今约4100—4000年，晚期距今约4000—3900年。如果说陶寺早期文化代表帝尧，那么中期、晚期分别代表谁？从考古与文献方面来看，陶寺遗址中期代表帝舜，即帝舜之都当在陶寺遗址。

根据史书记载，帝尧七十岁时，舜时年三十，在民间行孝二十年，活跃于冀州的历山、雷泽、河滨一带。在此之后，帝尧将娥皇女英下嫁于舜，即“尧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并让九男与舜共处，经过考验与考察后，舜辅佐帝尧二十年，最终帝尧禅位于舜，“舜摄政八年，尧崩”，三年丧毕，天下归舜。

由此可见，尧舜处于同一时空，关系极为密切，即帝舜应该也在陶寺遗址，至少在其附近。其中所谓“冀州”，并不是如今的河北，学者考证认为古冀州在黄河以东、汾河以西的晋南地区，临近陶寺遗址之处，后来随着先民迁徙，将“冀州”称呼带到了河北。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转述应劭的观点，认为平阳“尧舜并都之也”，应该不是无稽之谈。

从考古角度看，陶寺遗址是舜都的证据也不少，比如以下两点：

首先，在《史记·五帝本纪》帝舜事迹中，提到了絺衣、琴、仓廪、牛羊、水井、宫室，除了琴之外，其他都在陶寺遗址中有发现。

其次，汾西区域的洪洞县，这里有妫汭、历山等地名，与古史记载高度一致。其中，山西洪洞万安遗址与历山遗址引人关注。

山西洪洞万安遗址处于陶寺文化中晚期，一处中型的中心聚落。更为重要的是，在万安遗址所在的万安镇，有“姚商院”、“无影塔”（可能是“圭表测影”的附会与象征）建筑，还有“舜王楼”、“重华塔”等地名，当地姚姓较多、以及妫汭沟一直有制陶制缸手工业等。

距万安遗址西十余里处的山区称之为“历山”，经考古调查为陶寺文化中晚期的小型遗址，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帝舜入主陶寺遗址之前，“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当时有没有建都不好说，但舜肯定有自己的中心聚落，那么历山遗址是不是舜部所在？

陶寺遗址：70%人口遭到替换

在陶寺遗址中晚期之交，大禹所处的时代，陶寺爆发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惨剧：

首先，陶寺遗址出现暴力屠杀、摧残女性、疯狂毁墓等极端现象，大中型墓葬也几乎全部被毁，不仅是陶寺遗址，还包括附近的陶寺文化遗址。

其次，锶同位素研究显示，陶寺晚期外来人口的比例超过70%，说明不是正常的人口迁徙，背后必然是外来势力战胜、并替代了陶寺原住民。

简而言之，陶寺遗址中期的帝舜势力，被外来的晚期文化替代。现代考古揭示，陶寺遗址晚期文化与位于山西中北部的忻州游邀遗址文化更相近，但石峁遗址出现不少陶寺先民，因此真相是在游邀先民联合石峁先民南下，灭掉了陶寺帝舜势力，其中石峁先民掠夺一番离开，而游邀先民开始统治陶寺。

陶寺惨剧：大禹有无参与？

位于湖北天门的石家河遗址，处于史书上的三苗势力范围，而在位于洛阳的王湾三期时，石家河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然后被王湾三期取代，这与史书上的“禹征三苗”极为吻合，因此王湾三期通常被认为是大禹部落所在。

问题在于：陶寺遗址惨剧与帝舜传位大禹，发生于同一时期，那么大禹有无参与陶寺惨案？其实，陶寺遗址惨剧的最大获益者，首先是老虎山文化的游邀与石峁先民，其次必然是大禹。帝舜势力灭亡之后，大禹无疑就成为联盟的领导者，进而顺利成为盟主。

由于陶寺遗址与夏族相邻，又涉及联盟权力分配，因此大禹与陶寺惨剧，大概脱不了关系，或许就是“禹逼舜”的真相。况且，帝舜杀了禹父鲧，大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敢入”，都说明帝舜对夏族势力的担忧，如此焉能不引起大禹反击？因此，大禹可能联合游邀、石峁势力夹攻帝舜。

实际上，帝尧禅让于舜的真相，史书上也有所揭示，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势力增长迅速，由此可能引起帝尧担忧，于是才有嫁女等动作，最终舜拥有足够的实力，迫使帝尧不得不禅位。

当然，所谓帝尧、帝舜，未必就是人名。陶寺遗址早期存在200年，中期存在100年，但帝尧、帝舜不可能执政如此之久，因此尧舜可能是部落名称，或是开国帝王，到了王国晚期，君主昏庸或遭遇天灾而被灭亡，其实属于正常现象。

客观地说，禅让制非常美好，但不符合人性；家天下符合人性，却非常不美好。帝舜没有理由损害本族利益，而传位于外族的大禹，除非有迫不得已的原因。

以陶寺遗址来看，帝舜所谓“禅位”大禹，背后有着血淋淋的一页，不是美好和气的传位，而是抢班夺权的灭族之举。

当然，从历史的教育示范意义来说，笔者更愿意相信禅让制真实存在，因为如此会给后人良好示范，最终不仅参与禅让的君主得到美名，老百姓也能得到平安，何乐而不为，儒家倡导禅让制的初衷大概就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