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阅读季丨大家谈《河图》：如果我们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
那时的李希霍芬有没有在自家饭馆歇脚休息，常芳不确定，但李希霍芬在那片土地上留下的脚印是实实在在的。后来，李希霍芬撰写了《中国》一书，这是第一部系统阐述中国地质基础和自然地理特征的重要著作。
“面对波澜壮阔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渺小的。但是需要庆幸的是，我们没有与这个世界擦肩而过，没有与这个波澜壮阔的世界失之交臂。”这位途经家乡小镇的德国地理学家和自己祖辈的渊源在常芳心中埋下了创作《河图》这部作品的种子。
《河图》作者 常芳
2023年初，长篇小说《河图》出版，它以辛亥革命时期“山东独立十二天”为历史背景，以济南和黄河岸边的泺口镇为地理坐标。通过一个革命者和其家人在历史漩涡中的际遇、一个巡警局长难以言说的家国兄弟情仇、一个在济南泺口铁路桥施工的美国工程师的书信与日记，描摹了那个时代微缩的云图，作者用“黄河”这一特殊意象，以及独特的叙事视角和叙事方式书写了凡俗的长夜与信仰的坚韧。
河海融汇，文明喧哗
“《河图》是非常迷人的。”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梁鸿读完河图后最直观的感受，“常芳写了非常多的小人物，每个小人物都非常独特，哪怕在历史上他们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甚至没有影子，但在常芳笔下都被赋予了非常鲜明的形象。一旦读了这本书，我们就像回到了泺口镇上，沿着街道，边走边看，进入到这样一个亦真亦幻的12天，看见每个人物的心理变化，看见每个人物内在的隐秘世界。”翻开小说《河图》，黄河是贯穿本书始终的一个意象。
“《河图》中的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密码，黄河这个意象在作品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一个物理的空间，它其实也是个精神空间；是一个断裂的象征，南与北的断裂，现代与近代的断裂，科学与愚昧的断裂，此岸与彼岸的断裂。”上海大学的肖水把作品与电影《长江图》的叙事作了对比，并从“断裂”这个词语深入分析了黄河的意象，又从“铁路”“火车”等意象入手分析了作品从世界性因素进入到中国性探寻的意义。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刘启民正在湖南内陆的山地做调研，她将《河图》与王跃文的《家山》作了对比，阐释了《河图》对于历史革命和现代性方面的思考。《河图》是一部宏大的、有历史抱负的作品，河流代表着一种海洋文明，代表着中西方在近代的这样一种交互。
上海大学的李云她认为这部小说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有很多可以打开的细节。“希望每一个中国村庄里都能有一个人，乘坐火车走过我亲手建造的这座大桥”，在黄河上修建铁路大桥的美国工程师的这句话，涉及到外国人进入中国的不同时期的不同目的。她认为这个故事的特殊和巧妙就在于，即使是文化的输出者和入侵者，他也仍然是一个个体。西方文化和观念的输入与个体的差异存在形成了一种互证关系。
上海师范大学的陆丽霞从回忆中国现代起源角度切入，她认为，小说对中外对比的痕迹更多注重的是一种融合，其中不仅有中国对现代性的一种追求，还有西方的现代文明进入中国的表现，使得文本呈现出一种四边形结构。《河图》呈现了一种多元的现代性的历史观念，而且它的内在还是在强调中西方的对比，即我们怎么从中国去看待世界，从西方去看待中国。
用平民化视角回望历史
纵观《河图》，书中生动的贩夫走卒等小人物形象令很多人印象深刻。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张永禄就指出，《河图》以浮世绘的方式描绘出一个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人间百态，虽然描绘时代风云，但其中的众多小人物都饱含深情，字里行间蕴含着一些鲁迅精神。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特别指出作者的平民化视角在当代写作中的价值和以平民视角重新审视革命和历史的可能性。他表示，小说能建构出一个这么复杂的世界，背后是作家历史调查、资料整合方面的深厚功夫，也展现出作家的超凡想象力和调度能力。
“小说是需要建立在具体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尤其需要建立在扎实的史料考据基础之上，《河图》在这方面做了特别充足的工作。”暨南大学的唐诗人提到《河图》涉及很多历史文献，这个历史文献不仅仅是山东独立的那十几天发生了什么具体的大事件，更需要像人类学家那样去考证出那段时间内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包括那个时代的生活所使用的物质，那个地方所能接触到的器具类型。
“《河图》显示出江河小说的特征。它不聚焦于某个人物，而是通过不断地变换叙述视角，聚焦于不同的人群，以及某个具体人物内部的立场设定的转换，将济南这一革命的现实完整地叙述出来。”上海大学的唐小林指出《河图》就像一部“拉长到极限的短篇小说”，它展示的其实就是一个历史的横截面。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走走认为常芳没有用现在的眼光去评判历史，并没有重复克罗齐提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常芳的难得之处，在于她写了如此众多活得兴致勃勃、有声有色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正处在黑暗与光明的变局之中，力图抵达却又无法抵达彼岸。作者就像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在泺口的街头巷尾撒网收集人们的激情。”
《河图》中的变与不变，构成了这部小说的筋骨和血肉，他细致深入地分析了谷友之、周约瑟等主要人物的塑造特色。在上海大学的张高领看来，“独立不单是在贩夫走卒那里成了一种让人恐惧的荒腔走板，在可以接受新事物的乡绅这里也变成一种无源之水，于是，这场独立就成了不接地气的革命者和那些很接地气的投机分子掠食的一个战场。在这其中，传统美德成为这个多变世界中最确定性的一个因素，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一种安定和善良，带来了一抹道德的亮色。”
在小地方泺口看见大世界
通过《河图》很多人认识了泺口，认识了这个黄河岸边的小镇，在这个小镇里看见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华东师范大学的项静以敏锐的目光点出了作品在戏剧化结构方面的创新。这部小说不光有中国的意识，全世界的故事也都可以在这个小说里面被生产出来，其“世界意识”体现在《河图》把世界的场景直接微缩，用微缩的方式放在了泺口这样一个小镇的空间里面。
“20世纪很多对于地方性的书写中都带着某种既定的价值观，但《河图》摆脱了这种先入为主的叙事窠臼，它探讨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或者非规律性。”南京大学的李海鹏总结出小说采用了“圣经式的语调”“河图式的结构”“泺口式的地域书写”三位一体叙事方式并分别展开了具体的阐释。此外，《河图》对读者的影响还发生在感官层面，比如苹果馅饼和醋的味觉，戴维所迷恋的南明珠行中国旧式礼节等，都是细节上的证明。
《河图》借鉴了古典小说中‘带路人’的设置，通过周约瑟的马车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独特的地理空间。”山东大学的邵部认为小说中地方性的符号为“去中心化”的叙事提供了支撑。山东是辛亥革命的地方叙事，泺口又是山东革命的地方叙事。城里的人在看汉口、北京的事态发展，泺口的人在观察城里的局势，外国人又在局外观察记录这一切，不同的视点和视线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如同“历史三调”般交错的氛围感。
上海交通大学的龙其林发现了常芳使用欧化的长句式来展现泺口小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历史冲击这一写作细节，欧化的句式不仅营造了一种异质的审视眼光，隐喻着现代文明对于古老中国的窥视，而且这种欧化句式与作为内容的泺口故事、中国文化形成了一种结构形式，展现出一种隐约却坚硬的戏剧性效果，将传统文化的惯性与现代文化的冲击作为对峙性力量加以揭示。
《河图》给我们提供了新鲜的阅读经验——水鬼黄三冠每天打鱼不超过一百条，如果不够，他会把身边的人变成鱼；南怀珠的第一次失踪是因为马戏团的表演让小镇的人疯狂，人们争相交钱为了抚摸一下“织女”星；《女子周报》的主笔咸金枝，因为开绸缎庄的丈夫不支持独立，登报声明与丈夫离婚……如果提炼出一个意象作为象征的话，《河图》就像“静水深流下的鱼眼漩涡”。
正如《收获》杂志副主编钟红明所说，在《河图》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走向世界的过程，以及落后的中国与扑面而来的整个世界形成的种种碰撞，其中时代洪流下的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就像小说中所写的“万物都有自己的难处”，每个人其实都在为那些凡俗的长夜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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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图》
常芳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
图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