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论明朝立国前后的先锋军
朱元璋在举兵起义不久，即抽选善战的军士，授予“先锋”称号。在攻占集庆后，设立了专门的五部都先锋，将军中分散的先锋集中使用，且有黄旗先锋、大号先锋等不同的称谓，成为朱元璋直接掌握、拥有独立番号的王牌部队。先锋军属于战时编制，都先锋等军职属于流官，不具备世袭资格。
在明朝立国后，先锋军依旧存在，皇帝御前即设有一千名扈驾先锋，其他卫所中也有部分先锋军。随着战事日渐减少，先锋军在洪武朝以后淡出史籍。明中叶，部分地区重新进入战时状态，军中精锐部队又出现了“选锋”“战锋”等类似番号，是先锋军制度的曲折复活。
一、从分散设置，到集中使用
与通常意义上指代冲锋在前的将士或率部首先与敌接战的将领不同，明朝立国前后军中的先锋是一个特定的称谓。据相关文献显示，早在夺取集庆之前，朱元璋军中已经出现了先锋军。如盱眙人侯林，甲午年选充先锋。定远县人杨顺在父亲早亡后，随母嫁先锋李元吉同住,李元吉做先锋至迟不晚于1354年。
明朝立国后曾出任靖江王相兼广西等处行省参政的蔡仙，元末曾投入芝麻李起义军，后归入朱元璋麾下，“上以为先锋，从渡江”。芝麻李牺牲于元至正十二年，即壬辰年,蔡仙做先锋应在壬辰年投至朱元璋麾下至渡江南下之前，即乙未年之前。
以上是笔者所见最早的先锋军记录。乙未年是朱元璋确定南下战略的关键之年，有大量本年选拔先锋军的记录。
如全椒县人唐彬，“甲午年投军，乙未年选充先锋” ;溧阳人莫海亮，“乙未年投充先锋”;和州人余潮海，“己未年先锋，己亥年故”。
以上例证中，除了莫海亮明确是投充,即主动从军，成为先锋前是否有战斗经验不明外，侯林、唐彬是从在伍士兵中选拔出来的，蔡仙、潘进更是久经沙场的老兵。由此可见，朱元璋麾下的先锋都不是新兵，即便不是手中的王牌，也是战斗力出众的军中主力。
此后，朱元璋攻占元集庆路，自立为吴国公，开始系统的政权建设。其中在军事方面，不仅设置了江南等处行枢密院、帐前亲兵都指挥使司等机构，还专门设置了“五部都先锋”。可见都先锋府当是统辖先锋军的机构，“五部都先锋”则应理解为这样的都先锋府一共有五个。
二、五部都先锋，性质尤为丰
五部都先锋设立之时，陶文兴、陈德等人成为第一批都先锋。从字面上推断，都先锋应该是先锋们的长官。那么都先锋和总管、万户、千百户等系列武职又是什么关系。首先可以明确，都先锋拥有和将领们一样的领兵权。
如张士诚部进攻朱元璋控制下的长兴城，朱元璋“命帐前都先锋陈八、元帅王国宝等率建康兵，元帅沈友仁、华高率宜兴、宁国兵，往援之。”
都先锋陈八不仅可以领兵，而且所部不是先锋军，而是在建康一带驻防的普通士兵，可见他和王国宝等元帅拥有一样的领兵权。都先锋有带兵权，部分先锋也有领兵作战的机会。如明朝周显，在攻克江阴之战时的身份是前部先锋。
另据《秘阁元龟政要》记载，周显“率所部黄旗先锋击败陈保儿，擒贼六人，斩首五级”。
可见，先锋军确实是从勇敢善战的老兵中选拔出来的，且有“大号”等不同的番号，而黄旗先锋则是精锐中的精锐，是朱元璋的保卫部队。周显率领黄旗先锋参战，则显示朱元璋的宿卫军同样承担野战任务。
因此，黄旗先锋不仅是吴国公帐前的护卫军，更是朱元璋直接掌控的王牌预备队。就先锋中的佼佼者可以领兵这一点来看,先锋们进入军官队伍的机会应该是很多的。但从上述例子可见，先锋们的晋升之路非常混乱。
上述几个例子要么提到了甲辰年，要么在甲辰年之后“沦落”,笔者推断他们职务的变化，应与该年的一系列变动有关。甲辰年,是朱元璋政权建设的关键之年。该年正月初一，朱元璋自立为吴王。虽然仍奉龙凤正朔，但与韩林儿同样称王，暗含分庭抗礼之势。
在军制上，正月，朱元璋下令设武德卫亲军指挥使司，南京以外地区原设的各翼统军元帅府，亦“悉罢诸翼而设卫”。
随后行部伍法，抛弃沿用元朝的枢密、平章、元帅、总管等职务，根据这一整军原则，刘福、唐彬、莫海亮等人应该是因为实际领兵数少，才没能得到中高级武职，与其实际战功没有直接关系。只是这次整军，让他们在未来的晋升中输在了起跑线上。
另外还需提到的先锋军便是，狄崇，多次立功，却只从右部都先锋，“以功为帐前都先锋”来看，都先锋是因事而设的职事官，不可世袭，在政权草创之际，和其本身的军阶自然不必有固定的对应关系，所以才会有类似常遇春从六品承信校尉，直接跃升为统军大元帅的现象。
三、帐前都先锋，巴图鲁为主
狄崇屡立战功，才从右部都先锋转任帐前都先锋，显示在都先锋内部也有等次之别，帐前都先锋的地位明显高于五部都先锋。前文已及，朱元璋麾下已经配备了一支专职守卫的帐前黄旗先锋军，此后，不断有先锋加入。
如定远人李山，“甲午年归附从军，戊戌举保帐前先锋”;江都县人李成，“先系军丁，乙巳年杀退张氏，选充帐前带刀先锋”。
对于帐前军，李新峰认为朱元璋的帐前都司所统，似乎为朱元璋特别信任的禁卫军,但该部后来不断外调，凡此种种，不太像是亲兵的做法。
若按这一理解，帐前先锋军似乎和五部先锋军没什么区别。问题是，朱元璋自立为吴国公且自领行省长官时，治下只有一个江南行省。
所以即便按照此观点，此时出现的帐前先锋军，也只能是江南行省管辖下的帐前军，也就是行省长官朱元璋麾下的帐前军。
因此，笔者认为档案中不断出现的帐前先锋个案，均应属于朱元璋的亲兵系统。而亲兵不断外调，则要归因于朱元璋将自己的亲兵队伍当成了开疆拓土的战略预备队。
既然帐前先锋军隶属于亲兵系统，自然也是亲兵中的精锐，是战略预备队中的精锐。既然是精锐，自然选拔标准更高，因而类似狄崇那样由普通的都先锋调入帐前先锋队伍，虽然是平调，但地位明显不同，也可以算作一种奖励。
在先锋进入亲兵队伍的同时，朱元璋的帐前队伍中还出现了一支番号为“把都儿”的部队。这种情况在个人档案资料中也有所反映。如金陵、横舟等把都儿虽然暂时未能找到史料依据，想必也是客观存在的。另从周禄、张隆的履历来推断，把都儿军内也有千百户、总小旗等军官设置，且不仅帐前军中有把都儿，一般卫所中，如虎贲右卫，也设有把都儿军。
把都儿是蒙古语的汉文音译，在元代汉文史籍中也写作“八都儿”“拔都”“八都鲁”等，清代音译为“巴图鲁”,是英雄、勇士的意思。拔都不仅是一种尊称，还是元朝军中一个专门的兵种，蒙古军每十人月食粮者，惟二人。朱元璋军中设把都儿军应该也是受元朝制度的影响。
先锋军在明朝立国后仍存在的典型例证有很多。如太康县人楚观音奴，前王保保下湖广省左丞，洪武五年充银牌总先锋；又如临颍县人郝诚，洪武元年于本处入籍，五年赴京，充总先锋；再如海州人蒋克忠，吴元年充参随。洪武九年选充银牌先锋。
史籍中还有批量选拔先锋军的例证。如洪武六年三月，侍御史商暠招集王保保河南旧将士，得元参政副枢等五百八十余人，军士一千六百六十余人。至京师，简其壮勇者为驾前先;又如洪武十三年八月，以故元鞑靼、色目将士在军中者六百六十一人为先锋。
上述蒋克忠，洪武二十一年以驾前总先锋的身份调入锦衣卫，崔均用也是在这一年成为锦衣卫带刀先锋，类似的例证还有成安县人孟恂。他本是元军中的下级军官，洪武七年起取凤阳左卫，充参随。说明锦衣卫中仍有成建制的先锋军存在，且尚在执行出京野战任务。
而后朱元璋曾诏令工部制造“扈驾先锋金字银牌十……鈒驾前先锋四字，以金涂之。”随后再下令“造扈驾先锋金字银牌一千五百面”,显示立国后朱元璋麾下至少有一千多名先锋军。不过这一千多名扈驾先锋后来悉数转为天武将军，成为驾前的仪仗部队。而上述蒋克忠等人的例子则说明，在扈驾先锋整体改编之后，朱元璋的宿卫部队中仍然有先锋军存在。
可见，改编扈驾先锋军是凸显九五之尊的礼制需要，而不是要取消驾前先锋军。至于消失的把都儿军，估计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而有意识地抛弃了。毕竟把都儿的名号明显带有“胡虏”色彩，和朱元璋宣传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太不相称。因五支把都儿军也是朱元璋驾前的精锐，不排除其被整体并入驾前先锋军的可能。
结语
朱元璋占据金陵之后，周围强敌环伺，保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显得尤为重要。一般来说，一支部队所属军士的军事素质不可能完全一致，因而也就有了主力和一般之分，朱元璋军中的先锋即是麾下各支部队中的精锐。
朱元璋有意识地将分散存在的先锋归并到五部都先锋府中，集中军权的同时，还可防止属下将领离心。鉴于先锋军在立国之战中的突出作用，朱元璋在称帝后依旧保留了先锋军，且从史料推断，皇帝亲军卫中的帐前先锋数量应明显多于一般卫所中的先锋。
与千百户等可世袭的武职不同，先锋军显然属于战时体制，能力是入选的第一标准，故都先锋乃至部分先锋虽然可以领兵作战，但始终属于流职系列，不具备世袭资格。这样的矛盾在战争时尚有间接弥补的可能，在和平时期则会成为军中的不安定因素。
不过，战时状态总是需要组建一支或若干支精锐部队。笔者认为，明中后期军中不时出现“选锋”“战锋”等番号，按照明人凡事要追述祖制的做法，立国前后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先锋军无疑是其制度依据。
参考文献
《明史》
《明实录》
《明会典》
《明史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