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00年前一次借款让日本吃了大亏！
自日本启动明治维新后日本就走向了快速腾飞的道路，快速成长为发达国家。但相较我国的微信简直是失败务必。但就在那个年代中国曾让日本吃过一次大亏。
1917年7月，段祺瑞担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后，为了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向日本大量借款。其中由日本人西原龟三与段祺瑞政府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商办议定的有吉会铁路、满蒙四铁路、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森林和金矿、有线电信、参战、交通银行等八项借款。
西原龟三是时任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幕僚，他作为经办人实际操作了这些借款，因而得名。学术界也有把寺内正毅时期的对华借款，统称为“西原借款”。这前前后后日本一共借给北洋政府有多少钱呢？
西原借款，据西原龟三自己统计，一共有8项，即交通银行借款两次，一次500万日元，一次2000万日元；有线电信借款2000万日元；吉会铁路借款1000万日元；黑龙江吉林金矿森林借款3000万日元；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山东济顺、徐高二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参战借款2000万日元。合计14500万日元。当时日元跟中国货币的比价，1日元等于1银元，折合银两，则1两等于1.5日元。在寺内内阁期间，日本对华借款500万以上一笔的借款，累计达21000万多，而西原经手的，占一半以上。除了西原自己开列的这些项目之外，寺内政府对华最大额的借款，就是跟参战借款相关的军械借款，计32081548日元。这笔超过3.2亿日圆的巨款，折合当时币值的美元1亿5千万元。
段祺瑞执政期间，对日本的“西原借款”，在历史教科书上，多以此指摘其卖国。但事实是，西原借款是民国外债中条件最优厚；而且，段祺瑞出于对日本的民族情绪，从一开始即就不打算还款。
从北洋政府在利用这笔贷款的用途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北洋政府的花费上，都在日常的政府运作和编练军队中消耗掉了。大致是用于政府财政性支出占65.22%，其他的发展占总支出占25.40%。
最后的结果是极大缓解了当时北洋政府的财政压力，“官员无欠薪，军警无欠饷”，鲁迅杂文里写过的北平国立大中学校教师欠薪之类的事情，自然也是靠这笔钱解决的。
要知道，如此使用大额借款用于行政性消耗，根本不存在投资生利的可能，连收回本金的可能都不存在，其积极意义也就是充裕了现金流，拉动了当时中国的消费，促进了服务行业的就业和利润。
由此可以证明，段祺瑞根本没有打算还款。
而且，段祺瑞政府借款的时候，是以部分省份的开矿权、练兵权、监督财政权、兵工厂分办权、铁路修筑权作为代价的。看上去日本获利不少。但是按照西原借款的中国方面经办人曹汝霖的说法，跟袁世凯时代的善后大借款相比，高达数亿日元的西原借款，数目也不算小了，但前者抵押物是中国命脉的盐税，而西原借款的抵押物，则是无线电、森林等有名无实的东西，基本等于空头支票，一无用处。
到了1925年，北洋政府垮台，国民政府成立后，以“贿选总统之下的北京政府所借的外债概不负责偿还”而停付本息，日方还因此血本无归，日外交部讨债办业务员佐分利贞男因此自杀谢罪。日本政府必须发行债券以救济日本兴业银行。日本国内指责该项借款实乃卖国之举，胜田龙夫也认为西原借款是无效的“泡沫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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